《求是》杂志2011年第4期刊载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调研组《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保障教育事业发展》一文，在提出“加大经费投入是实现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基础上，明确提出”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仍是影响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对‘十二五’期间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建议”。特别是文中指出：“尽管在2012年实现4%涉及诸多因素，情况复杂，有一定难度，但必须确保如期按时完成，不能失信于民。”“实现4%，必须实际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防止用扩大目前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计算范围的办法来实现。不然不仅会影响到教育经费的实际增长，还会动摇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信心。读后让我感到文章体现了“说真话、吐真情、动真格”。由此，我眼前一下浮现出三个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信心、信用、信任。

　　一、提振教育的“中国信心”，要落实在教育经费投入的政府承诺上

　　在《教育规划纲要》公布不久，2010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教育，需要“中国信心”》的短论，为《纲要》的贯彻实施打气给力。文中提出：教育的“中国信心”，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发展教育事业的坚强决心和科学决策，离不开各级教育战线工作者对科学决策的有效执行和改革实践，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大力支持和社会舆论的积极配合。事实上，教育的“中国信心”不足，在于老百姓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种种“累心”、“灰心”、“烦心”、“忧心”，说到底，是缺乏信心。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很多教育改革举措和政府承诺不到位，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中央政府提出的善政良策，一到基层一线就逐步衰减甚至衰竭了，出现严重的政策失真和失灵。

　　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明确写道：“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即20世纪末——编者注）达到4%。”可是，到2012年争取实现，算来晚了近20年，一份沉重的、迟来的爱，这是很多人对教育改革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又一次把2012年实现4%，作为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既体现了党和国家优先发展教育的决心之大，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决策上的实事求是。各级政府共同努力，真正实现2012年实现4%，是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庄严承诺。唯有政府按时足额兑现这一政治承诺，才是改变人民群众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累心”“灰心””烦心“忧心”，提振教育的“中国信心”最有力的营养液和强心剂。

　　二、教育政策和法律“示信与民”，要落实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承诺上

　　《国语·晋语》日：箕郑日：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民，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范仲淹也主张：“法度所以示信”，　“今观国家每隆重宣敕，条贯烦而不信，轻而弗禀。”意即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和政府同样要示信于民、施信于民，建立政府信用体系，建立真正的信用政府。

　　以此看来，早在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具体比例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第五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如今15年过去了，虽然经过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了2009年的3.59％，达到了历年来最高水平。但我们不能不说，这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的明确要求仍然有0.41个百分点的差距；而且，2002—2008年七年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有四年增幅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显然，这不仅没有达到《纲要》的要求，也未能真正体现《教育法》作为教育基本法提出的“两个提高、三个增长”的法律规定。

　　因此，2012年实现4%的目标，是各级政府所负的法律承诺和责任。须知，正如该文所指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4年世界平均为4.7％，而按照我国“十二五”教育发展目标推算，财政性教育经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41%。诚信大于天。按期兑现承诺，是政府还信于民、施信于民、得信于民的重要途径和保障。

　　三、不负人民群众的信任，要落实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承诺上

　　最近，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Edelman）公布了《2011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在对各国政府信任度的一项调查中，中国荣获全球第一，高达88%受访中国国民表示信任政府。而2007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对全国28个省市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官和警察、社区组织、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信访机构、宗教组织等8种社会基本权力选项中，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接近很信任。这是党和政府多年来为人民服务的结果。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现阶段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特别是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让我们感到欣慰，但也隐存并投射出一些深层的问题。这就是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低。就教育而言，中央政府多年来为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这不仅表现在中央财政对于教育经费投入的逐年增加上，表现在中央对于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大幅度增加上，还表现在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学生建设、国家奖助学金和助学金、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特岗教师”、“国培计划”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上。相比之下，很多地方政府虽然在省级财政、县级财政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却想方设法规避在教育经费上应当分担的责任。如， 2004—2008年分别有11个、11个、12个、2个、4个省份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不少地区没有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所谓学校改制、压缩教师编制、压低教育事业费和生均经费标准的，等，来减少应担的教育经费投入。须知，这样一来，中央的很多好政策到了地方就变样了，不仅影响了人民群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直接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基本信任。而且，教育上的很多怪相（教育乱收费、有偿家教、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等所谓不规范办学行为），也有了产生和存续的土壤——反正政府政策只是讲讲好听，从来不会动真格的。这样，令不行、禁不止，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信任度。

　　俞正声同志最近指出：“我国仍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能否抓住机遇完成历史重任，关键在党，在于我们能否真正坚持党的宗旨，克服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腐蚀，继续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信任和拥护的党。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值得群众信赖吗？”这席话令我们联想到，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配套落实，将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改善，直接关系到《教育发展规划》很多善政良策的有效落实。民生，连着民心；民心，连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无疑，兑现教育经费的政府承诺，将事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任度，事关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