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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有利于”：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志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1-05-0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事业涉及上层建筑一切门类，经济基础的一切领域。那么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志是什么？对此问题，认识上是否清晰明确，十分重要，谚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尤为重要。当改革事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越发引起姓资姓社两种改革观的激烈争论。因此，难免有些黑色幽默流传，如“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云云。敞开来讲，我认为我国的改革不止两种改革观，而是有多种改革观。我国改革初期，以匈牙利、南斯拉夫为改革典范的人就不在少数。很难说他们引为范例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改革，至于以后这些国家国体巨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党的十二大以来，如何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如何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如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这些问题一直在中央领导层脑中打转。1983年1月 12日，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张劲夫、宋平等谈话”，邓小平同志说：“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同月的 20日，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他接受了邓小平同志这一观点，具体表述稍有不同：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三个有助于”也好，“三个有利于”也罢，其关系是辩证统一、荣损与共的。若学子贡问政：必不得已而“留”，于三者何先？耀邦同志则认为，国富、民富当先：要注意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我们搞社会主义，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国家富、人民富……离开这一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若再不得已而“留”，又于二者何先？耀邦同志则毫不犹豫地回答：民富。他求问甘肃庆阳地区的干部：你们集中答复我一个问题，应该怎样使农民富裕得更快，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怎样使186万人尽快富起来，你们是怎么想的？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些想法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耀邦同志富民为先、藏富于民的治国理念。在庆阳，他又较早提出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吃水、住房和地方病的问题。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这种精神，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篇文章是在整党期间发表的，无疑把整党工作与富民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富”作为资本主义去批，这是当时建党思想的一大进步。因为人民富裕的过程，也就是为社会增加财富，向国家多做贡献，多缴税，使国家富强的过程。小河有水大河也会满，小河无水大河必然干。
在耀邦同志看来，国富未必民富，民富则一定国家富强。民富、国强、社会进步，则社会主义才有优越性、吸引力。信任、信仰是在人民实际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我记得他曾引用过张闻天的一句话：“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当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经常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道理掩饰我国和发达国家差距的扩大及本身存在的问题时，他极其反感这种空洞的宣传。
有个概念一定要清楚，国家的主体是人。如法国国君的名言：“朕即国家”，中国的历代王朝则是家天下。蒋介石把“民国”改为“党国”。人民共和国的政权，顾名思义理应主权在于民。国家不能降格为政府，政府只是国家的公共部门之一，或者说是国家机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不是《政府富论》，他的《国富论》原文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如果我们误解“国富”就是“政府富”，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应是有约束节制的。
1988年５月，耀邦同志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去河北保定地区做了最后一次社会调研，为期15天。他及随行人员第一站是易县，住在永宁山下的招待所。房中的电视因接收信号不好，根本不能看，易县的同志费了半天劲，才修好勉强能看。耀邦同志问县委书记崔明德：这样，老百姓买了电视不是也不能看吗？县委领导说，县里财政困难，现在没有钱建造电视台。这时，旁边一个工作人员插话：没钱，可以让老百姓集资呀！耀邦同志一听，眉头一紧，握紧拳头举起手，神情严肃地说：我坚决反对！我们让老百姓花钱买电视，难道还让他们花钱买电视台？耀邦同志对易县感情很深，这里是“狼牙山五壮士”牺牲之处，也是他在华北晋察冀部队时的根据地。在离别之时，他对河北领导同志说：我们一定要使农民的收入每年都有所提高，哪怕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也好……我们搞改革，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人民生活不提高，他就会怀疑你的改革。
话又说回到1985年1月5日，那天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了河北保定地、县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上一年，保定地区农村人均收入增加100元，今年保定地、县提出了继续增收百元的努力目标。耀邦同志听后非常高兴，支持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奋斗精神。他说：领导广大人民努力奋斗，使国家和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觉悟的集中表现，也是衡量我们干部思想觉悟高不高、本事大不大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没想到两年后，对保定年均增百的提法和做法，有的同志对耀邦同志提出批评，指出这是助长浮夸、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领导作风！
具体情况如何呢？根据这一年1月1日的中央“一号文件”决定，我国中止了 30年来的农村统购统销政策，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之外，粮棉自由上市，各种农副产品和乡镇企业产品直接流通，因此逐渐形成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最早形态。这正是广大农民增产增收的大好机会。原来的富民愿望在我党政策、经济发展的导向上，已变为活生生的现实。那么对一些地区的成熟经验、奋斗目标给予鼓励和支持，就是领导者必须注意的一项崭新任务。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说的“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战略思想，对掌握全局的领导者来说必须具备。其实农民、生产者越有自主权，越是自由买卖，不再统购统销了，谁还能刮浮夸风？
改革事业过去了30多年，人民的生活和改革之初相比已有很大提高，我国人民总体平均生活已达小康水平。中国历史上吃不饱肚子，穿不上衣服，几亿贫穷人口的现象最终一去不复返。但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财富集中度也超过了美国；政府收入增速长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过低；我国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政府积极应对这些问题，采取了若干新的措施，而且还在研究更为深层的问题，我举双手赞成。
耀邦同志说的“三个有利于”，来源于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三个有助于”。我认为这都是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对改革开放事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判断。
党的十二大以来，如何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如何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如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这些问题一直在中央领导层脑中打转。1983年1月 12日，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张劲夫、宋平等谈话”，邓小平同志说：“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同月的 20日，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他接受了邓小平同志这一观点，具体表述稍有不同：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三个有助于”也好，“三个有利于”也罢，其关系是辩证统一、荣损与共的。若学子贡问政：必不得已而“留”，于三者何先？耀邦同志则认为，国富、民富当先：要注意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我们搞社会主义，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国家富、人民富……离开这一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若再不得已而“留”，又于二者何先？耀邦同志则毫不犹豫地回答：民富。他求问甘肃庆阳地区的干部：你们集中答复我一个问题，应该怎样使农民富裕得更快，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怎样使186万人尽快富起来，你们是怎么想的？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些想法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耀邦同志富民为先、藏富于民的治国理念。在庆阳，他又较早提出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吃水、住房和地方病的问题。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这种精神，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篇文章是在整党期间发表的，无疑把整党工作与富民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富”作为资本主义去批，这是当时建党思想的一大进步。因为人民富裕的过程，也就是为社会增加财富，向国家多做贡献，多缴税，使国家富强的过程。小河有水大河也会满，小河无水大河必然干。
在耀邦同志看来，国富未必民富，民富则一定国家富强。民富、国强、社会进步，则社会主义才有优越性、吸引力。信任、信仰是在人民实际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我记得他曾引用过张闻天的一句话：“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当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经常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道理掩饰我国和发达国家差距的扩大及本身存在的问题时，他极其反感这种空洞的宣传。
有个概念一定要清楚，国家的主体是人。如法国国君的名言：“朕即国家”，中国的历代王朝则是家天下。蒋介石把“民国”改为“党国”。人民共和国的政权，顾名思义理应主权在于民。国家不能降格为政府，政府只是国家的公共部门之一，或者说是国家机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不是《政府富论》，他的《国富论》原文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如果我们误解“国富”就是“政府富”，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应是有约束节制的。
1988年５月，耀邦同志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去河北保定地区做了最后一次社会调研，为期15天。他及随行人员第一站是易县，住在永宁山下的招待所。房中的电视因接收信号不好，根本不能看，易县的同志费了半天劲，才修好勉强能看。耀邦同志问县委书记崔明德：这样，老百姓买了电视不是也不能看吗？县委领导说，县里财政困难，现在没有钱建造电视台。这时，旁边一个工作人员插话：没钱，可以让老百姓集资呀！耀邦同志一听，眉头一紧，握紧拳头举起手，神情严肃地说：我坚决反对！我们让老百姓花钱买电视，难道还让他们花钱买电视台？耀邦同志对易县感情很深，这里是“狼牙山五壮士”牺牲之处，也是他在华北晋察冀部队时的根据地。在离别之时，他对河北领导同志说：我们一定要使农民的收入每年都有所提高，哪怕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也好……我们搞改革，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人民生活不提高，他就会怀疑你的改革。
话又说回到1985年1月5日，那天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了河北保定地、县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上一年，保定地区农村人均收入增加100元，今年保定地、县提出了继续增收百元的努力目标。耀邦同志听后非常高兴，支持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奋斗精神。他说：领导广大人民努力奋斗，使国家和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觉悟的集中表现，也是衡量我们干部思想觉悟高不高、本事大不大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没想到两年后，对保定年均增百的提法和做法，有的同志对耀邦同志提出批评，指出这是助长浮夸、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领导作风！
具体情况如何呢？根据这一年1月1日的中央“一号文件”决定，我国中止了 30年来的农村统购统销政策，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之外，粮棉自由上市，各种农副产品和乡镇企业产品直接流通，因此逐渐形成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最早形态。这正是广大农民增产增收的大好机会。原来的富民愿望在我党政策、经济发展的导向上，已变为活生生的现实。那么对一些地区的成熟经验、奋斗目标给予鼓励和支持，就是领导者必须注意的一项崭新任务。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说的“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战略思想，对掌握全局的领导者来说必须具备。其实农民、生产者越有自主权，越是自由买卖，不再统购统销了，谁还能刮浮夸风？
改革事业过去了30多年，人民的生活和改革之初相比已有很大提高，我国人民总体平均生活已达小康水平。中国历史上吃不饱肚子，穿不上衣服，几亿贫穷人口的现象最终一去不复返。但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财富集中度也超过了美国；政府收入增速长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过低；我国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政府积极应对这些问题，采取了若干新的措施，而且还在研究更为深层的问题，我举双手赞成。
耀邦同志说的“三个有利于”，来源于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三个有助于”。我认为这都是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对改革开放事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