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一贯的优秀传统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和建党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以学习立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诞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加速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志士仁人奋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最早意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将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开来。正是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们提出并且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党成立以后，非常重视学习。党的一大专门提出了宣传学习的任务，要求党员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更多的人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投入到革命当中。1923年，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通过《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强调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纲党章的学习、讨论。为了加强学习，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湖南、上海分别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平民女校等干部教育学校。在大革命的3年中，党采取多种形式和措施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共产主义信念教育，使党在同国民党合作中保持了独立的地位和品格，并不断发展壮大。
以学习立党，不仅要重视学习，还要善于学习。善于学习，最根本的是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革命道路，成为党必须解决的一个历史课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还是把它作为行动指南？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等根据中国反动统治力量集中在大城市、中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的特点，积极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明确地回答了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任务和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一步解决正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从六届六中全会到1942年延安整风学习，再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在全党持续开展了一场真正“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经过这次学习，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空前提高，确立了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党的七大把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概括为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党在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完全成熟了，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们党领导战争的本领来自革命实践，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第一，学习和形成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办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初创的革命军队的来源很复杂。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注意对部队进行以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任务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教育，建立以学习教育为主的政治工作制度，克服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到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完整地形成了人民军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大作风。
第二，学习和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世界上没有现成经验可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红军在实践中学习、摸索，创造了一套以游击战为主的农村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使革命力量不但在农村站住了脚，而且得到了很大发展。革命的星星之火呈现出燎原之势。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不仅从全局提出了适合中国抗战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而且发展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领导人民武装胜利地进行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总结出人民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大大提高了军事指挥艺术，领导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彻底胜利。
第三，适应革命战争需要，学习文化和各方面知识。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始终没有放松文化学习和各方面知识的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抗日军事斗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需要，中共中央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在职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1938年11月，中央专门成立干部教育部，负责抓干部的教育学习。1940年1月，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天学习两个小时的制度。后来，还把
延安的学习蔚然成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40年，著名的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到延安访问，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他把在延安看到的情形同在重庆看到的国民党结党营私、灯红酒绿的情形对比，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三、学会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平。毛泽东深有寓意地将其比喻为赶考。赶什么考呢？总的来说，是赶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考试。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深知，要考试合格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他要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除了十分重视利用高等院校和各种专业技术学校，培养大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之外，还从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考虑，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迅速掀起了一个学文化、学知识、学业务的热潮，较快地提高了文化素质，相当多的人掌握了管理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事业的本领。短短3年，党就领导人民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迅速把一个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新中国。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过去之后，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的战略任务。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必须善于学习，要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国外学习，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应该说，在当时情况下学习苏联，对于促进我国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自己实践经验的积累，我们党对于苏联经验中的一些弊端和错误，逐步有所了解。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戒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这一探索，贯穿于1956年至1966年全面建设的10年中。这1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曲折发展的10年，也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学习和认识的10年。其间，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犯了错误。而对错误的纠正，仍然离不开学习。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取消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的“共产风”错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错，办法之一就是号召和组织广大干部读书学习。1958年11月，他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大家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通过读这两本书，广大干部对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界限，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运用价值规律等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当时，毛泽东感慨地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毛泽东号召全党读两本书后不久，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深感各级干部缺乏政治经济学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于是又建议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带头读，先后用两个月时间读完该书。在他的带动下，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认真地读了这本书，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这次读书学习活动，还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事实证明，这次读书学习活动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产生了长远的重要影响。
四、重新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肩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邓小平郑重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为什么要重新学习呢？一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结论作了教条式的理解，甚至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作了马克思主义，需要通过重新学习，使思想认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二是因为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领域的知识过去没有接触过，需要通过重新学习去获得经验和新的知识。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开始，这次重新学习从各方面展开。从1978年5月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到1982年召开党的十二大，通过全党的学习讨论，恢复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习科学文化和专业技术知识的浓厚氛围。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冲击；国内，由于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加大。这些都对党的领导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江泽民同志强调，全党同志要“学习、学习、再学习”。1993年9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全党迅速兴起了学习热潮。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任务。这项工程首先要做的就是，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99年3月至2002年9月，党中央部署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组织开展了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集中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三讲”活动，首先是“讲学习”，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党性、党风教育结合起来的一次深入学习。通过学习和实践，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新的发展思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针对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加强党在各方面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在全党成功开展了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部署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活动过程中，胡锦涛同志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紧迫地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学习现代金融知识、现代科技知识、国际经济知识以及各种法律法规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极有效地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困难，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胡锦涛同志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一直坚持集体学习，为推动全党学习起到了示范作用。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往往是局外人看得更清楚。曾经多次访华的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在2002年发表谈话说，中国人的求知若渴令他大为震惊，是中国人的“奋发好学推动了中国的进步”。2005年4月，见证了苏共垮台的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访华回国后接受采访时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集体，因为他们“愿意并正在向所有人学习”，“吸收现代文明中一切好的东西”。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另外一个政党公开宣布把自己建成一个学习型政党。中共中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又一次将中国共产党以一种新的面貌推到了世界面前。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杨胜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