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奥巴马主义”
    美国第44任总统贝拉克 侯赛因 奥巴马执政之初，美国正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一方面，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使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实力受到重创，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显著增强，大国间“战略博弈”显现出新特点；另一方面，国际政治体系中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权力重心加速东移。而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朝核和伊朗核问题等诸多小布什政府遗留下的外交遗产，特别是针对美国国力优势渐趋不足和全球影响力不断下降的严峻现实，美国确立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新坐标”，即“巧实力”战略（smartpower），强调在对外政策中要“软硬兼施”，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有机协调运用，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加聪明的大国”。随着奥巴马政府一揽子反映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献的出炉，其新政开始逐步显现出某种“主义”式的特质。具体而言，“奥巴马主义”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行政当局认为美国应以所谓的“变革外交”为旗帜，在一系列既往的对外战略布局上“求新求变”，致力于恢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权”，重塑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应摒弃所谓的“布什主义”和“新帝国”理念，淡化意识形态的因素，确立以“灵活”、“务实”与“合作”为基调的“世界观”和“战略观”，以摆脱美国目前的战略困境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一方面，“反恐”已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议题，“我们要超越阿富巴（Afpak），形成一个全面的、有效的且更具全球意义的反恐战略框架”。尤其在2011年5月，击毙本?拉登后，美国进入“后反恐战争时代”，全面调整反恐战略，在坚持打击境外恐怖基地外，更加注重本土反恐和网络反恐，同时推出全球反恐论坛，继续主导国际反恐话语权。另一方面，美国开辟出“一个新的外交时代”，在巩固传统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展开积极的对话和有效的接触，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形成必要的责任共担机制才能实现所谓的“共同安全”（commonsecur-ity）。
    其次，美国发展所谓的“柔性民主”，致力于通过“软实力”的运用来改善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行政当局认为美国应秉持多边主义的介入立场，积极推进多边外交，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开展对话并寻求主导。
    最后，奥巴马新政府具有“自由国际主义”倾向，他认为美国应寻求同国际社会的“合作性交往”，通过对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和建构来应对地区性、全球性问题。在具体的国际争端应对方面，新政府显然将外交手段置于军事手段之上。而对其他国家（主要是那些所谓的“失败国家”、“流氓国家”和“潜在对手国家”），奥巴马也认为美国应该放弃布什政府时期的强硬对抗立场，通过积极有效的全面对话和接触以灵活、多变和“软硬兼施”的方式来实现美国战略目标。
    “奥巴马主义”的推动因素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从“巧实力”战略到“奥巴马主义”的演变，尽管这种变化与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格局的变动以及奥巴马个人的战略思维不无关联，但是从根本上说，其主要归因于以下三个层面力量的推动。
    其一是政府内部，以及反映民主党利益诉求的自由派政治力量的积极推动。
    作为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奥巴马在对外政策理念上显然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既反对在伊拉克的“愚蠢和冒失的”战争、又强烈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既反对美国在海外强行推广民主、又建议在非洲、亚洲和中东施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和“民主提升”计划。而就其内阁班底的组成来看，自由主义派政治力量更是占据主流，其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主张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贯彻，这些都成为奥巴马政府实施自由主义新政变革的重要动力源之一。
    其二是美国国内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与推动。
    从对外战略的角度来看，当代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政治主张：一方面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度增加，主权国家已无法独自维护其政治和经济安全。另一方面，相对于新保守主义过分重视军事力量和手段，新自由主义在强调重视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注重外交手段的运用。
    其三是美国国内公众舆论的普遍支持（民意取向）。
    舆论因素不仅是奥巴马新政府对外战略形成的重要动力源，也是促使对外战略演变的重要变量。奥巴马的竞选纲领包括收缩“反恐”战线，增加救助穷人的开支，重视机会均等和环保议题，减少军事开支等政策恰好迎合了公众舆论的普遍需求，并得到了众多选民，尤其是得到了独立于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广大中间选民的支持。因此，可以说，奥巴马入主白宫本身就是美国社会思潮嬗变和美国人心思变的产物。
    “奥巴马主义”趋势预研    
    透过“奥巴马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及其形成的基本动因，不难发现，奥巴马新政府虽然在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的的手段方面有所革新，如更多地强调同传统盟国的合作，奉行多边主义的接触战略，重视“软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但奥巴马总统并没有放弃美国的“领袖”地位，其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权的政策本质，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就其政治议程来看，其多边主义框架下的“接触”战略，致力于发展“柔性”民主、开辟民主推进新途径的诸多努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布什政府外交遗产的不足与缺陷，改善和优化了美国的国家形象，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而且有助于缓解当前面临的战略困境，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局势的总体稳定，为“后危机时代”的国际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强了美国在践行对外战略过程中的主动性，有利于其全球“领袖地位”的重塑。
    在经济上，奥巴马执政之初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的经济困境，恢复了美国民众的信心，促进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的恢复与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国的领袖地位。此外，奥巴马“新政”中诸多与改善民生相关联的举措也确实给美国普通民众带来直接实惠，受到民主党以及美国民众的普遍支持与肯定。
    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的战略也有所转型。比如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美国注重发挥巧实力，把主要责任“外包”给第三方力量，将美国的利益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并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2011年10月21日，美国宣布在2011年底撤出伊拉克的所有美军，进入“疗伤”时期。美国终究要脱离战争的阴霾，2011年是伊拉克，2014年便是阿富汗，这些为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推行所谓的“巧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行政当局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安全领域一系列针对性的变革举措产生了相对积极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种以战略手段变化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效应是有限的，美国根深蒂固的“帝国心态”、霸权思维与实力下降、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并未从本质上得以解决。而且，由于受到政府内外诸多因素的限制与掣肘，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的发展前景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奥巴马主义”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新政”的政策效应。
    事实上，“奥巴马主义”的运用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伊朗坚持研制核武的强硬态度，以及在波斯湾与美国之间的博弈，引发了许多国际猜想，如美伊之间是否必有一战；巴以和谈的处理上也没有任何新意，并且由于美国向巴勒斯坦施压而使阿拉伯国家大失所望。同时，新政府对外战略的实施仍然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掣肘。奥巴马政府依然对中、俄怀有警惕，美国高调重回亚太的战略目标异常明显。另外，朝核问题也反映了美朝关系的战略瓶颈，如今又逢金正日离世，美朝关系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考验着美国的亚太战略。
    另一方面是国内民主与共和两党之间的角力。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在实施其战略调整中不断受到共和党保守派势力、利益集团和舆论、媒体等因素的牵制与制约。而 2010年中期选举犹如美国政坛的一次“地震”。共和党赢回了在2006年丢失的众议院控制权。这不仅使国内新孤立主义思潮抬头，对外政策立场趋于强硬；也促使奥巴马“三D”外交的顺序有所调整（由“外交、发展和国防”变为“外交、国防和发展”），增强国防力量的势力卷土重来。加上民众对总统经济决策的深切不满，2012年奥巴马能否成功竞选连任，将取决于他统筹兼顾，妥善处理软实力与硬实力、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国内议程与全球议程等重大关系。而能否改善美国经济，降低失业率，赢得选民的支持，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当前所面临的最大考验。
    目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欧美债务危机阴云密布，中东、北非上演前所未有的动荡局势，美中之间因为诸多因由博弈加剧，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美国能否借重“奥巴马主义”的实践，权衡各方压力，重振全球领导地位，尚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