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修养是一个人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更多表现为人的道德修养和境界水平的提升。领导干部良好的自我修养不仅有助于提升其公众形象，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树立合理的价值选择和正确的工作理念，形成较高的人生境界，从而更好地完成社会担当。自我修养可以借助对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学习、实践等途径实现。近代以来，我国的传统文化历经怀疑和批判，但伴随社会发展重又进入人们视野。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在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作为我们精神财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提升领导干部的自我修养，增强工作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以生生之德为基础的价值选择
    价值观是基于对世界理解基础上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领导干部的价值观一旦出现偏差，就会导致对工作的错误理解，甚至导致贪腐犯罪。人的价值观如何建立？传统文化提供的对宇宙人生的基本观点能够给出有益启示。《易经》有言：“生生之谓易”。万物生生不息，其间蕴含事物变化规律，这是天地的作为。那么，对应此天地作为，人应该如何安放自己的价值选择？《诗经》中讲：“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地生养万物和民众，赋予其规律和法则，此作为表现了天地的生养之德。民众禀赋天地的本性，同样获得了仁德的本性。这样，人赋予“万物生生不息”这一客观现象以主观价值的意蕴，即天地以“仁爱”为特征的德性本质。对应这样的世界观，人的行为方式也表现出相应的价值立场，即君子当以“仁爱”为核心修养身心。因此，道德修养成为人的最高价值取向和终极判断标准。
    传统儒家文化即是强调君子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在传统社会里，君子为官最为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之一就是“德”，只有有德的君子才能获得百姓的信任。因此《论语》里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官身正，百姓会仿效其道德修养，因此无需严苛法令强制规范百姓行为；倘若为官失德，百姓同样会效仿，不正之风就会遍及社会，所以虽有法令也无法有效管理百姓。因此，没有德性的人不配为官。
    进一步讲，君子修身养性不仅关乎为官合法性问题，其对于社稷安危、民风教化也意义非凡。《论语》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的本分就是弘扬道义，应把传播仁爱道德作为自己的社会担当，终其一生都要努力不懈，所以任重道远。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强调，构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现代社会普遍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在法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更应该成为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树立合理的价值观念，不仅有利于拒腐防变、胜任本职工作，更对积极引领社会风尚意义非凡。
    以仁民爱物为职责的为政理念
    领导干部正确的价值取向，一定会通过相应的工作理念表现出来。选择“仁爱道德”为基本价值观念，也必然会在工作中形成以“仁民爱物”为职责的为政理念。孟子指出，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应该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把亲爱家人推广到仁爱民众，再把仁爱民众推广到慈爱万物。这种推恩的原则能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所以“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也就是说，为官者能做到仁民爱物，足以治理天下。如何才是“仁民爱物”？简单地说就是解决民生问题。在传统社会里，仁民爱物首先表现为让百姓衣食充足，使民众拥有的财物，“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让百姓都有能力赡养父母、庇佑妻儿，好年景能吃饱，凶年不至于饿死。但衣食充足只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阶段，并不足够。冉有跟随孔子到卫国出游时，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提出民“庶矣”之后就要“富之”、“教之”。人口多了，先要让百姓富裕，再用道德礼法去教化。在此，孔子已经注意到要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解决民生问题。孟子发展了孔子思想，提出了“行仁政”、“得民心”的治世理念。要想获得天下并使其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就需要统治者把握好君民社稷的关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非以君王国家的利益为重，而是“以民为贵”才能得民心，才是真正的仁民爱物。因此，道德教化和民心向背等精神方面的因素构成了民生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
    解决民生问题，孟子的主张是“以民为贵”，同样的问题，在今天则表现为“以人为本”。孟子更多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劝说国君要仁民爱物。现代社会里，这个理由依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视角。仁民爱物的为政理念更应建立在对芸芸众生的关注和尊重的人文视角中。因此我们解决民生问题，不能以社会的经济发展简单代替。应该看到，物质需求只是人的需求之一，人之为人还在于其精神属性，而这个方面在物质发达甚于精神富足的年代尤其重要。因此，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深刻理解“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实质。我们理解，现阶段“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以物为本”现象。后者表现为人被物质统治而丧失了精神自由，表现为马克思严厉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失去了精神家园的物质昌明是可悲的，失去了制度约束的经济发展是可怕的，没有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和生活意义的寻求，这个社会也就丧失了其发展的目标和动力。因此，现代社会的“仁民爱物”，更多地体现为尊重生命的人文情怀。精神家园的确立、高尚信仰的树立、法制体系的完善、社会正气的弘扬，这是领导干部对于社会长远发展的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
    以天人合一为目标的人生境界
    “天人合一”是传统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意指人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与自然息息相通，人应效仿宇宙运行规律，确立自身行为规范。“天人合一”是包括儒家、道家在内的传统文化关于人的修养的极致境界。人生境界虽然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抽象性，但它又是具体的、现实的。不管他能否意识得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境界。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划分为四个层次。最为低级的是自然境界，表现为人只按照本能和社会习俗做事，他对所做之事没有深入理解，生活对他并无意义可言；次低级的是功利境界，其行为是“为利”，以索取为目的；较高级的是道德境界，其行为是“为义”，以贡献为目的，即儒家的“贤人”；最高级的是天地境界，此境界明了人性本质，并超越人伦社会而达天地之总体，可以与天地并立，即儒家的“圣人”。
    在当前社会中，很多人的境界是功利境界，行为处事以功利计算。这种行为不排除利他效果，但是行为出发点在于获得个人利益。这种境界追求的是人的物质利益等生物性欲求的满足，遗忘了人之为人的精神属性和道德属性。此功利取向不仅会对他人造成不公，更把自身降低为物的水平，是对自身生命的不尊。如果领导干部以功利境界定位自己的人生，把从政为官的目的定位为获取更多社会资源，本质上就是把自身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不仅无法完成基本的工作任务，还有可能走上贪腐之路。相反，在道德境界中为官，则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为社会大众谋福利。同样是谋福，功利境界把自己当成利益的工具，道德境界则以自身的生命为目的，充分实现了自我价值和人性尊严。
    如果道德境界是领导干部应该具有的人生境界，那么天地境界则应构成领导干部的理想追求。天地境界是超越具体的道德行为，达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以此获得对宇宙人生的形上理解。因此《中庸》有言：“……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叁矣。”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才能够彻底实现天赋的本性，进而能够教化民众，帮助其实现自身的本性，进而按照事物规律而动，使万物各安其位，这就是与天地鼎足而三、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境界。冯友兰先生指出，人的境界不同是由于人对生活的觉解不同，而不同的人生境界又决定了人的生活品级和生活质量。超越具体有限的器物世界，获得无限的形上体验，从而获得真善美的享受，这作为人的高品位的精神境界，值得广大领导干部不断追求。
    与儒家的在礼法事功中体现天人合一境界不同，道家的超越性境界表现为剥除生命的外在形式对人的负累。对天道的体悟，要不停地减损欲望、享乐、有为等外在形式对于本真生命的遮蔽。因此修身养性在道家表现为“涤除玄览”，即排除杂念，让心灵虚空，从而照见大道。道家倡导的保持本心、破除执着、消解声色犬马等外在诱惑、摆脱功名利禄等外力的束缚，对于当代社会的领导干部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在对传统文化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自觉抵制专制社会的集权制度、等级制度、“官本位”思想。另外，还要避免文化上的唯我独尊心态，注意将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等现代文明有机结合。而且，学习传统文化优秀资源，知识掌握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做到以传统文化提升自我修养，还需要有意识地将“学习-反思-实践”结合起来。学习是文化知识的积累，反思是与自己本心的交流，将积累的知识与内心的体验融入具体实践，无疑会深化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把握，切实提升领导干部的自我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