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成立以来，在探索中国革命与建设规律的过程中，一直也在探索自身建设的规律。在中共党建历史上，中共一直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共的建设经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和借鉴对象。苏共已有的经验，中共既有学习，也有效仿，更有反思与创新。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苏共党建经验的学习、特别是借鉴，是其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中共党建历史上的“师俄”

　　中共在自身建设过程中“以俄为师”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共成立之初15年，即从1921年7月-1934年12月，中共在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方面得到了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中共是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苏共和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中共是从指导旅俄华人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始的。一些旅俄华人在十月革命期间加入苏维埃红军队伍，并相继成为旅俄华人中最早的布尔什维克党。以他们为主，苏共中国党员组织及其各级领导机构迅速得以建立。虽然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影响甚微，但对苏共及共产国际后来帮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式创立中共而言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与苏共建立联系。1920年4月，苏共远东局经共产国际批准，派苏共党员维经斯基等来华了解中国国内情况，观察是否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指导并直接参与了上海、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工作。1921年6月，马林等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正式代表抵达上海，他们经过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负责人深入交谈，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8月初，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召开，马林等参加并指导了大会的工作。他们帮助大会制订了中共第一个纲领等重要文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并明确中共目前基本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今后要特别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党内来。1922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的二大会上，正式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作为一个幼年的党，中共的成长与发展，党的路线正确与错误，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挫折，都同共产国际的领导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正确时，它的指导就会促进中共思想上的成熟、理论水平上的提高以及组织上的发展壮大。除上文提到的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指导和帮助外，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策略，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使中共迅速壮大，中国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反之，当共产国际的指导脱离中国的实际时，它就引起中共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和错误，继而在实践上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即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一1928年4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一1930年9月)和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1931年1月—1935年1月)，都是由于共产国际、斯大林脱离中国实际的革命“三阶段”论和“第三时期”理论错误影响的结果。三次“左”倾，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极为惨重的损失，造成了土地革命的挫折。对此，毛泽东、周恩来总结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 “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而李立三“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2]

　　当中共处于幼年时期，各方面都不成熟，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往往盲目服从、照抄照搬，就容易出问题、犯错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走向成熟，既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克服了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错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二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执政的前7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从一个革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随着党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变化，中共自身建设也遇到了新的历史性课题。中共面临的新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人民进行建设与发展，改变中国一百年多年来积贫积弱的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是崇高的，但也是艰巨的，因为，对于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共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一项全新的任务，一切都将要头做起。在探索中国建设与发展道路的进程中，起初中共把苏共的执政经验与建设经验作为学习效仿的典范。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访问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向苏联学习。他在莫斯科车站发表的临别演说指出，在苏期间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3]随后中国国内全面展开的建设实践也证实了他的这一说法。依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计划揭开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序幕。与之相应，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便是确保党的总路线、一五计划的实施。由于计划几乎是在完全学习和效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情况下完成的，中共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也学习了苏联经验。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中共干部管理制度的变化。中共中央于1953年9月16日至l0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工作在过渡时期的任务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如何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1953年11月，以中央名义下发的在这次会议上起草的《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改变原有的干部管理方法，实行党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新体制。其中，分级管理干部制度，是仿照苏共党的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办法，所有干部按职级分划给中央或地方党委分工管理。这一干部管理制度，对中共党的组织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共党建历史上的“鉴俄”

　　中共在自身建设过程中“以苏为鉴”也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56年到196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危害的盖子，引发当时社会主义各国对苏联模式及各自发展道路的反思。中共于1956年4月和12月两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4月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吗？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会议讨论和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于4月5日、12月29日分别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两篇文章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的基础上，指出了执政共产党应当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反对个人崇拜，坚持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监督；要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1956年11月中共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发生“波匈事件”事件的重要教训，强调要谨慎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在同苏联交往中要保持中国的独立性。

　　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论战对中共的自身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论战从1956年2月由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过渡、斯大林评价等问题引发的分歧起,直至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前后历时10年,史称“十年论战”。中苏论战中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国际共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中共的影响是，加剧了中共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是这一时期中共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是这种错误的主要表现，它使中共自身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和失误。

　　第二个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1991年苏联解体对中共自身建设的警示。苏联解体是世界现当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极大地改变了战后40多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苏共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中共，对于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历史教训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总结，以作为前车之鉴。

　　苏联亡党亡国由主观、客观、历史、现实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苏共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严重失误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苏共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党的领导制度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长期以党代政、中央集权形成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二是党内民主没有保障，斗争方法不正常，削弱了苏共的社会基础。三是苏共在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处理不当，使得党逐步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导致党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

　　对此，近20年来，中共不断汲取苏联亡国亡党的经验教训，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从党的十四大起，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总体要求。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在党的十四届、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分别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具体部署。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特别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并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5]与此同时，党在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先进性建设及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也取得一系列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中共在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

　　三、中共党建历史上“师俄”和“鉴俄”的启示

　　从上文回顾中共党建历史中“师俄”与“鉴俄”的历史过程得出以下两点启示：
启示一：必须坚持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科学把握党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国内外环境，清醒地看待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建设目标要求和指导思想。这是中共汲取苏联经验与教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苏共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度是同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共学习和效仿的典范，这种学习与效仿曾对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留下深刻的教训。在中共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时期，曾教条地接受共产国际及苏联的革命理论指导，使中国革命一度遭受惨重失败；在中共执政时期，也曾为探索超越苏联模式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但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探索方面最终取得成功。这一切得益于中共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使自己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变成为一个执政的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又以苏为鉴，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有价值的创新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也是中共思想理论建设的不断创新的成果。中共正是在这种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地把握了党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国内外环境，明确了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启示二：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苏联解体与苏共长期忽视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有密切关系。苏共在干部工作中的失误集中表现在党内领导体制极端集中制、党组织的军事化、党的干部的委任制。选拔干部把对个人的忠诚，把同主要领导建立特殊关系放在第一位，上下级关系成为人身依附关系。党的执政能力在下降，党的先进性在弱化。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又是一面明镜。它昭示中共必须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始终成为立党为民、执政为国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进、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这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加强建设自身建设种种努力的目的之所在。

　　[1] 周恩来：《中国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

　　[2] 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3]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的临别演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版，第266页。

　　[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5]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