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与受贿是相伴而生的一对恶瘤，有受贿方，就有行贿方。从某种意义上讲，行贿是受贿的直接根源。因此，在重拳惩治受贿行为的同时，也应将枪口对准此类腐败的始作俑者——行贿人。唯此，才能双管齐下，从根本上遏制贿赂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

　　行贿者缘何在实践中“罪轻一等”

　　行受贿行为相伴而生，在惩治方面虽不必须同等对待，但也不能厚此薄彼。然而，实践中，对两者的惩治却存在明显的“剪刀差”。一些腐败案件常常是只见受贿官员被严惩，不见行贿人员被法办，即便有行贿者被处罚，大多也是量刑畸轻。究其原因，有着主客观多种因素。

　　一是立法上的宽宥。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一条款，前部分设定了行贿犯罪的量刑阶梯，最后一句话则为宽宥行贿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认识上的偏颇。在一些人眼中，在行贿与受贿的耦合关系中，行贿人常常处于“求人办事”的弱势地位，行贿是不得已而为之，有的甚至是被迫或跟风行贿，因而容易受到伦理道德上的谅解。上述谅解加上立法明确的宽宥条款，便加剧了有关部门对行贿行为的选择性忽视，即使予以惩罚，也大多处置较轻。殊不知，行贿者并非全是天生的受害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贿人多是自愿的“寻租者”，是“加害人”，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专叮“有裂缝之蛋”的“苍蝇”。

　　三是侦破案件驱使。贿赂案件大多是证据“一对一”的案件，即涉案现金或物品在交付时大多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两人在场，直接证人只有行贿者一人，口供和直接证据“一对一”，这便为侦破案件增加了难度。办案机关为了取得有力证据，往往会给出交易筹码，给行贿人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行贿人只要主动交代行贿事实，一般会被免除刑事处罚。问题在于，这一旨在打击受贿行为的功利性安排，并没有经过实证得到证明；相反，现实中依行贿人“主动告发”而导致受贿人案发的情况少之又少。

　　四是认定存在困难。《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构成行贿罪，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如今，行贿手段花样翻新，无孔不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跨地区行贿、用公款行贿等新现象，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得含糊不清，常常使行贿犯罪处于定性难、处罚难、责任落实难的困境。同时，何为“不正当利益”，也因为立法的模糊化而存在操作性不强的弊病。在行贿日益讲求“艺术化”和“感情投资”的社会形势下，不正当利益的司法认定越来越呆板化，以致形成司法惩治的许多漏洞，常常导致行贿者钻法律的空子，巧立名目变不正当利益为“正当”利益。

　　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力度

　　行贿行为需要打击，不仅在于其诱惑公权力走向堕落，更在于它扰乱了国家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损害了其他社会主体的公平机会。因此，对行贿行为网开一面，不仅有失社会公平正义，而且难以达到防治受贿行为的良好效果。

　　对此，国内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便曾说过：“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讲究的是人和人关系的直接性，任何间接关系都会造成人和人交往的障碍。因此，人们老想着把两个人的间接关系变成直接关系。通过‘送礼’，行贿者与受贿人的关系就变得直接，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掉。一旦形成这样的关系，就像一把剑随时可以刺穿两个人，两个人谁也不敢得罪谁。很多官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堕落下去的。”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对行贿行为的查处失之于宽，使行贿成为一项高赢利低风险的非法活动，使社会上一些人认同“行贿无罪”，导致法律在此方面的教育和约束机制发挥不足。

　　与此同时，不论是中央纪委在向党的十八大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要完善并严格执行惩处行贿行为的相关规定”，还是去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的要“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力度”，都释放出有效惩治行贿行为的强烈信号。

　　一是要客观分析行贿行为。行贿和受贿如同连体婴儿，又像一对“巴掌”，其中“一掌”常扮演主动者和发起人的角色。比如，在生人贿赂中，受贿者大多事先并不认识行贿者，不知道行贿者在哪里，而贿赂的非法性又使其不敢明目张胆地四处做广告来招揽“顾客”；而行贿者一般知晓其要贿赂的目标对象，容易主动发起攻势。正确处理行贿行为，离不开这种对行贿行为的理性分析。如果行贿者在发起贿赂方面起了主动甚或重大作用，就应该对其与受贿者同罪同罚。反之，如果行贿者属于“被迫行贿”，则可以依据相关法律对其予以宽大处理。

　　二是着力做好制度顶层设计。用制度来监管行贿行为，使行贿者不敢在带电的“高压线”上铤而走险，降低行贿“出生率”，是防治行贿行为的治本之策。譬如：进一步修订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行贿犯罪和“不正当利益”的内涵，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力度；探索建立行贿者“黑名单库”，将因行贿获刑或已查实行贿人员的资料纳入网络“黑名单库”，并将之公之于众，以儆效尤；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机制，让具备同等条件的人们享有均等的竞争机会，遏制行贿行为滋生蔓延的土壤。

　　三是重拳惩治行贿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行贿既有被动无奈的，也有主动出击的。受贿官员常常感叹：行贿人常常是含着眼泪让他把钱收下，不收就对不起他们。行贿者之所以行贿，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建明教授用长期调查得出的数据证明：行贿者普遍会获得10倍于投入的回报。也就是说，“行贿”的回报是投入的1000％。行贿成本对应的巨大收益，会较大程度地刺激、鼓励行贿者铤而走险，发动贿赂行为。在一个行贿行为不被严惩的社会里，人们势必会将行贿看成搞活经济的“润滑剂”、维护正当权益的“必要成本”。因此，需要提高对行贿者的惩治力度特别是经济制裁力度，以降低其经济收益，增加阻吓。对行贿者的罚金数额应是行贿行为所能获得的利益，而不应是行贿数额。唯此，才能产生有效震慑。

　　四是要营造行贿可耻的社会氛围。在贿赂行为中，受贿者的贪婪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没有行贿者的推波助澜，一些官员或许不会因此而落马。同时，受贿者必定是拥有一定权力资源或社会地位的少数人，而行贿者则多是普通的社会成员。如果行贿行为成为被默许、不被惩治或惩治力度不够的行为，众多的社会成员就可能卷入其中，腐败就可能在社会中广泛蔓延。一旦社会行贿横行，一切“向钱看”、“用钱买”，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必定是缺少资源的普通群众。在这样的社会中，不行贿便寸步难行。为此，相关部门应大力支持、引导新闻媒体对行贿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并通过公益广告、文学艺术等形式，剖析行贿行为的危害性，纠正行贿“罪轻一等”的错误认识，在全社会努力营造行贿可耻、对行贿人人喊打的良好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