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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时期干部作风建设的经验启示
来源:前线 发布时间:2014-04-15     字体大小:

  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是“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党在这一时期通过加强干部教育和干部作风建设,与群众同甘共苦,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克服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进一步贯彻落实了民主集中制,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党自身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这一时期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经验做法,对于当下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下简称“《紧急指示信》”),并于1961年1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的对国民经济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与此同时,中央以政治局为表率,部署并实施了调查研究、干部教育和转变作风等一系列干部教育运动,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和人民生活的好转打下了坚实基础。

  思想认识、制度建设、教育培训三管齐下强化干部思想作风建设

  调整方针确立后,加强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成为调整任务顺利实现的决定性因素。针对50年代后期以来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加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目前时期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作风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

  首先,把提高干部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同各项具体工作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纠正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在《紧急指示信》中,中央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等“五风”。《紧急指示信》发出当天,中央还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明确指出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经济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中央在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宣布“八字方针”的同时,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进行整风,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作风,初步带动各级干部思想工作方法的转变。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总结经济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开创了党内民主生活的新局面。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到的:“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使我们能够从两种经验的比较中更深切地懂得,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样,就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使我们更快地学好建设的本领。”

  其次,通过制定各项条例和制度,明确规定对干部的职责要求,保证干部队伍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1960年11月,中央先后以指示信和指示的形式出台了12条政策和8项指示,对调整时期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提出了具体要求。不久,毛泽东同志指示干部队伍建设要借鉴红军的历史经验,要起草新形势下适用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参加劳动,以平等态度对人,办事公道,不特殊化,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提高政治水平作为各级领导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并写入《农业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七千人大会”除重申这一纪律外,又提出了加强全局观念,维护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实事求是,执行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等8项要求,使党对干部的各项要求规范化、制度化、可操作、可执行。

  第三,进行干部轮训,在党内开展学习教育运动。1961年5月,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建议用长期整风的方式,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此,中央决定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法,对党内及相关领导干部普遍地轮训了一次。9月,《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公布,对干部教育的对象、内容、方法、组织管理等具体工作作出详细规定,要求用1年的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县以上15万名干部进行每期一个半月的轮训,并在今后若干年内每隔一两年举办一次,形成制度。截至1962年10月,全党共11.4万干部参加了轮训。通过轮训,本着发扬民主、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着的问题,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掌握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高了参训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自我批评、调查研究、艰苦奋斗三位一体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用

  在加强对各级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模范执行调整时期各项方针政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对改进和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首先,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就曾表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在这之后的很多场合,他多次申明自己也犯了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在“七千人大会”上,他郑重表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刘少奇同志把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代表中央承担了相应责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在大会上和会场外作出深刻的自我批评,并主动要求与会的同志对自己负责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中央领导集体公开地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为调整时期党内组织生活正常化和民主集中制的巩固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其次,带头深入基层第一线,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初,中央工作会议作出调查研究决定后,毛泽东同志不仅直接组织指导3个调查组,分赴3省农村进行调查,而且率先身体力行。八届五中全会结束第8天,他便开始了对冀、鲁、苏等7省将近一个月的调研工作。刘少奇同志也于同年春末夏初赴湖南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其中32天深入农村进行蹲点,有18天住在农民家中,先后召开了11次座谈会。随后又于7月和8月再度前往东北和内蒙古林区进行25天实地考察调研。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则分别到河北、四川、北京等地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倾听群众意见。中央领导集体的调研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各级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谱写了我们党调查研究史上的新篇章。

  再次,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共渡难关。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发现部分干部存在多吃多占等特殊化风气后,立即要求把特殊化作风列为“五风”之一加以批判和纠正。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更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节衣缩食,不吃肉,不喝茶,不超定量;刘少奇同志外出调查期间特别叮嘱“不住招待所,直接住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一切轻装简行”。他们所表现出的高度自律精神和不搞特殊化的行动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所写: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个时期,我们党的党风虽然存在着带有那个时期特征的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离开实事求是原则),但是,共产党不谋私利,广大党员和干部同群众同甘共苦,风里来,雨里去,这是群众看得见的。现在群众最痛恨的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少的。大批党员和干部,能发扬党的好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群众同甘共苦,犯了错误,又能切实改正,这是60年代初期我们党能够经受严重困难考验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深情地回忆这一时期党与人民的密切关系,指出:“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当前,在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较以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身传胜于言教的精神仍然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低估的作用。否则,“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台上讲反腐败,台下搞不正之风,群众怎么会信任你呢?”

  经过60多年艰辛探索、艰苦创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比调整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人口多,底子薄仍然是现实国情,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成为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并把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领导班子作为这次教育活动的重点对象,突出解决作风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抓住了新时期新形势下党自身建设的关键环节。这正是调整时期干部思想作风建设对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和启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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