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上》曰：“徒法不足以自行。”即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反腐倡廉仅靠法令是不行的。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曾重点分析了当时为什么会“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政府越是反腐败，腐败越猖獗。中纪委王岐山书记强调，要把坚决惩治腐败、遏制蔓延势头作为工作目标。并指出，惩是为了治，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反腐倡廉，需要他律与自律的共同推进，徒法不足以自行。

　　“相濡以道德，相忘于法治”，反腐倡廉须道德源头教化。道德自律是软约束，而法律制裁是硬约束，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人们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外在的道德，道德是内在的法律；法律是强制执行的道德，道德是自觉执行的法律；法律是起码的道德，道德是高尚的法律。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董仲舒以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影响整个社会。其曰：“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宰相姚崇丧子，请假数日，政事积压，同朝宰相卢怀慎一时处理不了，感到愧疚，便向唐玄宗作检讨。然而，唐玄宗并无怪罪之意，他笑着对卢怀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意思是说，管理朝政主要是姚崇的事，而卢怀慎是他树立的道德榜样，让其在位的意义在于引领社会风气。卢怀慎居官多年，正直无私，廉洁自律，生活俭约，所用器物、衣服没有金玉锦绣之华丽，所得薪饷大都接济给困难的人，家无积蓄，妻儿常年受穷，其官声极佳、影响很大，他手下的官吏亦不敢奢侈挥霍，更不敢中饱私囊。再如明朝万历皇帝用海瑞来引领社会风气，做道德楷模，虽然海瑞屡次触犯万历皇帝，贬了又升，几起几落，因为万历皇帝知道，海瑞是一个离不开的清官，由他“坐镇雅俗”，引领世风，对抗官场贪渎习气极为重要。古今中外，无论哪个社会，都需要“坐镇雅俗”的道德楷模，能够开风气之先，净化党风、政风和民风。

　　“畏己知”“嗜鱼拒鱼”，反腐倡廉须自律。“畏己知”始见于清，作为反腐倡廉名训为历史推崇沿用。誉称“千古一廉”的清代河南巡抚叶存仁离职时，僚属为避人耳目，便在深更半夜用小舟为其馈赠金银首饰等大批礼品，叶存仁见状，既不想私藏暗吞，可送礼者是自己昔日的旧僚下属，又不想生推硬挡，便灵机一动，挥诗巧妙拒绝。其诗文曰：“月明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初潭集廉勤相》中的《公仪休嗜鱼》记载：公仪休相鲁而嗜鱼，国人献鱼而不受。其弟子谏曰：“嗜鱼不受，何也？”公仪休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受鱼而免于相，则不能自给鱼，无鱼而不免于相，长自给于鱼。”“畏己知”“嗜鱼拒鱼”都是一种自律境界，“畏人知”“不免于相”是外部约束的他律。《礼记》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畏己知”“嗜鱼拒鱼”是一种慎独意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畏己知”“嗜鱼拒鱼”亦是一种忧患意识。正如唐代诗人杜荀鹤诗云：“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领导干部要有“叶存仁畏己知”“公仪休嗜鱼拒鱼”这样的自律境界。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反腐倡廉需廉政文化土壤。《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齐国的晏子到楚国，楚王想戏弄他，故意将一个犯人从堂下押过。楚王问：此人犯了什么罪？回答：一个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就对晏子说，你们齐国人是不是都很喜欢偷东西？晏子回答：淮南有橘又大又甜，一移到淮北，就变成了枳，又酸又小，为什么呢？因为土壤不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现喻指反腐倡廉的文化土壤很重要，关键在于建设培育。廉政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软性的不是刚性的，是民主的不是专制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是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攻其力不如攻其心。廉政文化具有社会引导的功能，对人们的思想认识起到潜移默化、感染熏陶的引导作用。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土壤；要强化廉政文化载体，增加廉政文化含量；要重视廉政文化制度建设，不搞“教而不诛”或“诛而不教”，不断建立和完善先进廉政文化；要强化“文化反腐”氛围，形成对腐败文化零容忍的舆论态势。《官箴》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培育廉政文化土壤让倡廉有形，润物无声。

　　“自宜按律，以儆效尤”，反腐倡廉须保持高压态势。清代李绿园《歧路灯》：“自宜按律究办；以儆效尤。”要强化惩治机制、加大惩处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反腐机制和社会氛围。要加大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使行政权力的运作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不让腐败分子“痛苦一阵子，幸福一辈子”，而要让腐败分子“痛苦折磨一辈子”。把坚决惩治腐败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严明的纪律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同吃、拿、卡、要、报等一切消极腐败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严格按照十八大报告中要求的“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做到‘老虎’‘苍蝇’一起打”。通过严惩使腐败分子心生惧意，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反腐倡廉须民主监督。延安时期毛泽东赞赏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甲申对”；1945年与黄炎培的“窑洞对”，黄炎培问毛泽东：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共诸君”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吗？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两次对谈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300多年前的甲申年是非常典型的“周期率”。之所以李自成农民军亡得这样快，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而丧失斗志。在党中央由西柏坡到北京城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就是“赶考对”。“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三个“对谈”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启示我们反腐倡廉要坚持“两个务必”、民主监督，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魔咒”。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反腐倡廉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邓小平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能否有一套严格而又较为完善的法规法制体系，这是防治腐败现象，在反腐败斗争中有无强制性对策的问题。反腐败要标本兼治，法制是保证，应通过法制建设，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要运用法制思维和法制方式反对腐败，进一步推进各项与权力运行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用制度来保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反腐倡廉法制建设，提高制度刚性约束的有效性。

　　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德以劝善，法以诛恶。反腐倡廉，徒法不能以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