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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道路: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4-07-04     字体大小:

  党的十八大发出“学习党的历史”的号召,强调要“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指的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两篇重要文献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结论,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深刻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由于它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其内容的不同是不言而喻的,解决重大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呈现出不同特色。

  一、两个决议都充分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解决了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旗帜问题。第一个历史决议侧重于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二个历史决议侧重于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旗帜引领前进方向,旗帜凝聚奋斗力量。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郑重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引领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也经历了严重挫折,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1—332页。)。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全党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但由于没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系统清算,这种错误的影响在党内一直存在,成为当时全党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最大障碍,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分歧的根源。对这种错误的彻底清算,是通过开展整风运动来完成的。作为整风运动的结晶和结束标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集中体现了整风运动的重要理论成果。它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于1953年公开出版发表时,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表述作了删除或修改,通篇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具体情况及原因,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329页;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指出:“党在奋斗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体系。”(第一个历史决议公开出版发表时,删除了“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2页;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毛泽东思想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1953年第一个历史决议公开出版发表时,对这两句引文中四处“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作了修改。第一处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第二处直接删除“思想”二字;第三处改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第四处将“在毛泽东思想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999页;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被全党所接受,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对此,胡乔木指出:“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确定了。‘历史决议’反映全党要求,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设想,如果不提,就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但第一个历史决议并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而是在详尽地揭露和剖析三次“左”倾错误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和危害的基础上,用大量篇幅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正确路线、错误路线进行了对比论证。这样,正确路线对在什么地方、错误路线错在什么地方,就一目了然,不仅有力地批判了错误路线,而且对照着论述和阐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和基本内容。对这种对比论证方式,邓力群指出:“对教条主义的危害需要彻底地揭露,需要系统地认识。用批判这样一种错误来更好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使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上面,这是历史和当时的条件要求这样作的。从主要的意义上讲,一九四五年的《决议》确实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过巨大的作用。”《(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596页。)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七大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可见,决议对于统一全党认识,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结晶和主要成果,它的通过,标志着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拨乱反正,主要是拨“文化大革命”之乱,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但当时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的错误倾向,不仅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继续坚持这种错误,使党和国家工作出现徘徊局面。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又出现了人为地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企图以此为借口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因此,要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评价,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在决议起草之初,邓小平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强调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在邓小平指导下,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31、332页。)

  1981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认真学习〈决议〉,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社论,指出:“一篇《决议》,三万余言,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人民日报》1981年7月6日。)在“如何评价”问题上,决议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方法,并将这种原则和科学方法贯穿于评价重大历史问题、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全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合”“分”“全”的办法。(1)“合”,就是打破原来只写建国以来32年历史的思路限制,把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合在一起,写党60年的历史。陈云提出,决议要达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为此,决议第一部分专门回顾了建国以前28年的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这样一写,正如陈云指出的:“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陈云文选》第3卷,第284页。)(2)“分”,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15、343页。)。这样一区分,使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又要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正确方向。在这个大“分”之下,决议还作了多方面的具体区分,如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区分开来,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在某些领域的发展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实践同“文革”十年这一历史阶段区分开来等。决议还强调,要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工作中错误的责任进行分担,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通过区分和具体分析,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3)“全”,就是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完整、准确地阐述。之所以要“全”,邓小平讲得很清楚:“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2、297页。)为此,决议专门用一个部分的篇幅,以“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为题,科学概括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过程,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概括了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和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指明了对待毛泽东思想应有的正确态度。这一全面阐发,体现了对毛泽东思想完整而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为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坚实基础。总之,通过这样的科学方法,决议既对多年来党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分析和批判,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又恢复并坚决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既旗帜鲜明地反对了那种不承认毛泽东晚年错误并且继续坚持这种错误的“左”的错误倾向,又坚决顶住了那种借口毛泽东晚年错误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的错误思潮,从而极大地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两个决议都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同时,明确回答了继续前进的道路问题。第一个历史决议主要是重申和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第二个历史决议则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指明了党和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实际出发,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找到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艰辛探索出来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重申了这条革命道路的主要观点,系统阐述了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首先,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和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基本问题的正确主张,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其次,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内涵的阐释和概括,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议对毛泽东这一概括作了进一步展开,强调:“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5—976页。)再次,根据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发展变化,提出了革命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历史任务。决议具体分析了实现转移的条件,强调了对转移应具有的态度,明确了与工作重心转移相联系的军事战略转变问题,为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革命道路,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全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决议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系统阐述,进一步克服了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的“左”的、右的错误倾向,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为党的七大制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前途命运抉择的十字路口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继续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二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三是走改革开放的新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建国32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吸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决议对这条正确道路进行了总结、概括和阐述。首先,重申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体现了坚决不走邪路的决心。其次,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提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的任务,指明了从老路走出来的正确方向。再次,具体总结、概括了这条道路必须坚持的十个“主要点”,包括重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各项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不能离开国情、超越实际的可能;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其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强调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党的建设,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对外关系等。以上三个方面的深刻阐述,勾勒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轮廓和基本内容。一年之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可见,决议以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深刻总结,以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阐发,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两个决议都分清了历史是非,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结论。但在内容详略处理和谋篇布局上又有所不同。

  两个决议都围绕上述两个相互联系的核心问题——旗帜问题和道路问题,在深入回顾党的历史的基础上,分清了历史是非,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结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紧紧围绕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核心问题展开的,是服从并服务于核心问题的解决的。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两个决议解决核心问题的方式方法是不尽相同的,在内容详略处理和谋篇布局上也是不同的。

  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重点是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对其原因,决议作了明确阐述:“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因此,它强调:“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5页。)关于重点问题,从决议起草一开始,党中央、毛泽东的意见就是十分明确的。1941年秋,毛泽东起草的草案稿标题就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1944年中央决定起草决议后,最早形成的草案稿的标题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后又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1945年春,毛泽东在对草案稿进行第一次修改时,才将标题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决议的重点并没有改变。正如此前几个草案标题显示的,其重点,从时间跨度看,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这段时间;从内容看,主要是解决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决议对大革命时期的重大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提及得也比较少。换句话说,这些问题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在决议中一一作出结论,或者说作不作出结论对核心问题的解决影响不大。这也是决议没有对抗战时期重大问题作出结论的重要原因。决议指出:“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0页。)但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并未对抗日战争时期的问题作出结论。1991年,胡乔木在回答决议为什么没有涉及抗战时期的问题时,给出了明确答案。他说:“讨论历史问题,本来就限于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段。如果时间跨度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文件的格局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决议要写到遵义会议以后、写到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然后抗战爆发,那就涉及很多的问题。因为抗战时期的问题,有些在党内已经比较清楚,有些还要看看。但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不但向来没有这么说,而且还曾多次肯定四中全会是正确的,所以决议要集中力量写这段。不能把时间延伸得太长。太长了,决议的思路得重新构架,那就比较复杂了。”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5页。胡乔木这一阐述,应该说很好地再现了中央的意图和思路。1945年3月底4月初,毛泽东在对草案稿进行第三次修改时,作出一个重要修改,就是“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15页。)。因此,从截止时间看,第一个历史决议虽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出的,但没有涉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对决议的这种内容详略处理和谋篇布局,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苏联一九一七年就胜利了,三八年才由中央出版《联共党史》,经过二十年,可见此事不易。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四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标题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却是从党的成立开始写起的,以“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为题,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进行了专门阐述。这样写的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从截止时间来看,决议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其内容也截止到这次全会,以“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把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写入决议。是否把这四年的历史问题写入决议,在起草过程中是有不同认识的。有人不赞成加上,并援引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做法,说第一个历史决议只总结了抗日战争以前的经验,抗战以后的事不做结论,“毛主席这样做的理由是:抗战还在进行中间,现在做结论还不是时候,要等到抗战以后再做,因为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嘛”(邓力群:《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学习与研究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决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8页。)。因此,印发给“四千人大讨论”的决议讨论稿,对这一段历史写得不多,非常简练。在高度评价“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光明灿烂的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提出:“对于这四年多来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做出详尽的论述。”在“四千人大讨论”中,大多数同志主张把粉碎“四人帮”之后四年这段历史写入决议。据此,邓小平指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针对四千人讨论稿关于由党的十二大对粉碎“四人帮”之后四年历史作出结论的设想,1981年4月,邓小平指出:“中央全会作出决议后,在十二大上根本不提历史问题了,天天纠缠干什么?要把精力引导到四个现代化,要向前看。”(《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1980年9月——1981年4月)》,《党的文献》2011 年第3 期。)这样,决议以“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专门用1个部分、3000多字的篇幅,既讲清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的错误,有力地批判了那种不承认毛泽东晚年错误并且继续坚持这种错误的“左”的错误倾向,又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总结了全会以来的新实践新经验,为开辟新道路奠定了实践基础。因此,就起止时间来看,第二个历史决议写了党成立60年的历史,在回顾新中国成立前28年历史的基础上,重点对建国后32年的重大历史问题一一作出正确总结。正是通过这种谋篇布局,决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与第一个历史决议相比较,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党的历史发展脉络更加完整、发展主线更加清晰,框架结构更加严谨合理,对党成立60年、建国32年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加深刻透彻,重要提法也更加客观科学,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更加成熟。

  四、两个决议都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

  用作决议的方式,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以统一思想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造。作为肩负特定历史任务的、严肃的政治文件,两个决议都不是偶然作出的,更不是为了作而作,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都不是随意的,而是由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决定的。总之,它们都是来之不易的,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它们都是党在经历曲折、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才作出的。前者是积党成立后24年的经验,付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沉重代价,在抗日战争中又因王明右倾错误付出了皖南事变那样的沉重代价;后者则是积党成立60多年特别是建国32年的经验,付出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发生的“左”倾错误的沉重代价。对我们党自身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两个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采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和郑重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这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能够在失误和曲折中奋起、在总结经验教训中不断开辟正确发展道路、不断走向未来的党。

  它们都是党通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慎重作出的。就组织领导来看,都是在党中央和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领导下进行的。为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央成立了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秦邦宪等人组成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的,并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的起草小组。在前者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动手,字斟句酌,前后七次对草案稿作出重大修改。在后者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有一系列重要谈话,为决议的形成付出了巨大心血。就通过程序看,都是以中央全会的形式通过的。而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基本通过后,又经过了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的讨论,最终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一个决议文件,经过两届中央委员会来讨论通过,中间还吸收全国党代会全体代表的意见,这在党的历史上,恐也是绝无仅有的。” 9陈晋:《读毛泽东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8页。)这充分体现了党对自己历史严肃、负责的郑重态度。

  它们都是集中全党经验和智慧作出的。从起草时间看,前者从1944年5月到1945年4月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后者从1979年10月到1981年6月用了一年八个月时间,加上二者在正式起草之前的准备工作,时间就更长了。花费时间之长,一方面说明了决议的严肃性,需要谨慎对待;另一方面说明解决重大而复杂的历史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反复讨论、不断深化认识,才能达成共识、统一思想,得出正确结论。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产生这个决议,使极端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得到正确的结论,这充分表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97页。)。在起草过程中,都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开展各种形式的座谈、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使决议集中反映了党中央领导层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体现了全党的经验和智慧。

  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至今已经60多年,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至今已经30多年,它们都以“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 龚育之:《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历史已经证明,两个决议蕴含和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的基本论断和总结的经验教训,都是正确的。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这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两个决议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党对自身历史的自信,对两个决议基本精神、基本结论的珍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地前进。从历史作用来看,两个决议都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我们党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是坚持了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论断,并继承其总结历史的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认识。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以来,我们党继续站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高度,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两个决议基本精神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结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发展了有关论断,形成新的认识,取得了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很多涉及党的历史,特别是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阐释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与历史地位,强调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有关内容。今天,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深入学习研究两个决议和党的历史,就是要始终坚持并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不断增强历史自信,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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