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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道路:党的两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4-07-04     字体大小:

  党的十八大发出“学习党的历史”的号召,强调要“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指的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两篇重要文献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结论,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深刻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由于它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其内容的不同是不言而喻的,解决重大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呈现出不同特色。

  一、两个决议都充分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解决了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旗帜问题。第一个历史决议侧重于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二个历史决议侧重于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旗帜引领前进方向,旗帜凝聚奋斗力量。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郑重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引领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也经历了严重挫折,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1—332页。)。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全党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但由于没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系统清算,这种错误的影响在党内一直存在,成为当时全党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最大障碍,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分歧的根源。对这种错误的彻底清算,是通过开展整风运动来完成的。作为整风运动的结晶和结束标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集中体现了整风运动的重要理论成果。它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一个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于1953年公开出版发表时,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表述作了删除或修改,通篇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具体情况及原因,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329页;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指出:“党在奋斗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体系。”(第一个历史决议公开出版发表时,删除了“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2页;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毛泽东思想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1953年第一个历史决议公开出版发表时,对这两句引文中四处“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作了修改。第一处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第二处直接删除“思想”二字;第三处改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第四处将“在毛泽东思想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999页;周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版本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被全党所接受,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对此,胡乔木指出:“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确定了。‘历史决议’反映全党要求,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设想,如果不提,就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9页。)

  但第一个历史决议并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而是在详尽地揭露和剖析三次“左”倾错误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和危害的基础上,用大量篇幅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正确路线、错误路线进行了对比论证。这样,正确路线对在什么地方、错误路线错在什么地方,就一目了然,不仅有力地批判了错误路线,而且对照着论述和阐发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和基本内容。对这种对比论证方式,邓力群指出:“对教条主义的危害需要彻底地揭露,需要系统地认识。用批判这样一种错误来更好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使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上面,这是历史和当时的条件要求这样作的。从主要的意义上讲,一九四五年的《决议》确实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过巨大的作用。”《(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596页。)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七大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可见,决议对于统一全党认识,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结晶和主要成果,它的通过,标志着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拨乱反正,主要是拨“文化大革命”之乱,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