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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新政”的进与退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0-06-23
最近几年，各地积极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海选”、“公示”、“票决”、“量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这些“吏治新政”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确保改革的实效，避免迷失方向，陷入“一阵风”、“一锅煮”的误区。为此，必须把握好改革的进与退，让选人任人的标杆回归人性的起点和现实的地平线。
回归人性的起点，就是要以人为本，更多地考虑人的本性，承认人的利益，尊重人对权利和自身价值的合理合法追求。“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提拔的官员不一定是好官员。“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道出了人的本性。过去，我们过多地宣扬“官性”，回避人性，忽视人的价值和利益追求，用人标准理想化、神圣化，结果名不副实，事与愿违。
回归现实的地平线，就是要实事求是，承认社会现实和官场实际，讲求实际效果，尊重干部群众意愿，而不能凭想象和热情。毛泽东曾提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这里有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扩大用人民主，常常需要借助票决。通过票决的方式，解决干部任用工作上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已获得广泛认同。但票决的方式适用于任期制，而不适用于常任制。进和出是统一的整体，“进口”的票决和“出口”的票决不能分割。对于常任制而言，有“进口”的票决没有“出口”的票决，导致能进不能出，前紧后松，其弊端已日益明显。同时，票决的前提建立在选举人对被选举人充分沟通和了解的基础上。选举人要有充分了解被选举人的条件，被选举人也要有向选举人展示自我的机会。任何单向地剥夺其中一方权利的做法，都是对票决制的扭曲。不问干部群众意愿，不分范围对象地滥用票决，既不科学，也不民主。
近年来，由票决引发的拉票行为忽隐忽现。对此，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简单打压。拉票在西方竞选活动中是常规行为，与票选是相生相伴的。只要存在选举，就应该允许拉票，并且要给被选举人提供机会。当然，任何形式的贿选、非法拉票都是对选举规则的破坏和对选举公平的践踏，决不能给予其任何生存空间。最近，江苏省南京市在公推直选村支书前，让候选人与村民见面，公开演讲拉票，同时，又坚决反对贿选，不失为理性之举。
科学方法离不开量化工具，但用人上的量化并不等于方法的科学。如今在干部考评中，越来越局促于庞杂而繁琐的量化手段，有些高校和人事部门还乐此不疲地开发出各种干部考评应用软件。这种技术化的“创新”实际上并没有权威性和公信力。须知，人的表现是多样的，任何企图用量化来评价人的德才的做法不仅幼稚可笑，而且违背科学精神。事实上，再权威的学术机构也不可能对官员的评价给出有说服力的分值界定。民调机构的信任评分只不过是社会信任度的一个参考指标，绝非政府选人任人的科学依据。我们对科技人员的贡献尚且不能用数值来衡量，何况行政人员？以机器量人，以分值取人的选人任人方式除了哗众取宠之外，不可能得到干部群众的认可。
那么，究竟该拿什么尺子来衡量和选任官员？德才兼备标准是最好的尺子。宋代司马光提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把德看得比才更重要，主张与其用“才胜德”的“小人”，不如用“才德兼亡”的“愚人”。明清时代，更把公和廉作为德的重要内涵，认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非公则非德，无廉则无品。现在，我们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关键要在落实上下工夫。面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各种干扰，仅仅靠组织人事部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还得借助群众的力量。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发挥群众力量，就是要落实用人民主，保证用人公正。王勃痛感“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龚自珍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韩愈慨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人最具有复杂性，伯乐可以相马，却不一定能相人。伯乐相人，不但要有慧眼，还要公道正派。如今挂着各种专家桂冠的“伯乐”，无论如何高明和公正，也不可能超越群众的力量。群众是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伯乐。
公示是听取群众意见，发挥群众力量的有效武器。民主的价值在于监督而不是选任。西方公务员制度也不搞大民主选举，公务员的考核、升迁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系统，与看似民主的选举无关，但一样运行得很成功。民主的作用，应更多地发挥于无所不在的监督环节。通过有效的监督和问责，保证公务员体系的健康运行。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民主较多地蕴涵在选任环节，而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无论设计的选任程序和制度多么周严，在其后的运行环节，是很难发挥实质作用的。普及公示制，畅通监督途径，切实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应成为吏治新政的重要方向。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把握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与退，从感性回归理性，从理想回归现实，做到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退有理有据有利。否则，看似风光轰动的改革是不会取得好的效果的。
回归人性的起点，就是要以人为本，更多地考虑人的本性，承认人的利益，尊重人对权利和自身价值的合理合法追求。“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提拔的官员不一定是好官员。“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道出了人的本性。过去，我们过多地宣扬“官性”，回避人性，忽视人的价值和利益追求，用人标准理想化、神圣化，结果名不副实，事与愿违。
回归现实的地平线，就是要实事求是，承认社会现实和官场实际，讲求实际效果，尊重干部群众意愿，而不能凭想象和热情。毛泽东曾提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这里有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扩大用人民主，常常需要借助票决。通过票决的方式，解决干部任用工作上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已获得广泛认同。但票决的方式适用于任期制，而不适用于常任制。进和出是统一的整体，“进口”的票决和“出口”的票决不能分割。对于常任制而言，有“进口”的票决没有“出口”的票决，导致能进不能出，前紧后松，其弊端已日益明显。同时，票决的前提建立在选举人对被选举人充分沟通和了解的基础上。选举人要有充分了解被选举人的条件，被选举人也要有向选举人展示自我的机会。任何单向地剥夺其中一方权利的做法，都是对票决制的扭曲。不问干部群众意愿，不分范围对象地滥用票决，既不科学，也不民主。
近年来，由票决引发的拉票行为忽隐忽现。对此，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简单打压。拉票在西方竞选活动中是常规行为，与票选是相生相伴的。只要存在选举，就应该允许拉票，并且要给被选举人提供机会。当然，任何形式的贿选、非法拉票都是对选举规则的破坏和对选举公平的践踏，决不能给予其任何生存空间。最近，江苏省南京市在公推直选村支书前，让候选人与村民见面，公开演讲拉票，同时，又坚决反对贿选，不失为理性之举。
科学方法离不开量化工具，但用人上的量化并不等于方法的科学。如今在干部考评中，越来越局促于庞杂而繁琐的量化手段，有些高校和人事部门还乐此不疲地开发出各种干部考评应用软件。这种技术化的“创新”实际上并没有权威性和公信力。须知，人的表现是多样的，任何企图用量化来评价人的德才的做法不仅幼稚可笑，而且违背科学精神。事实上，再权威的学术机构也不可能对官员的评价给出有说服力的分值界定。民调机构的信任评分只不过是社会信任度的一个参考指标，绝非政府选人任人的科学依据。我们对科技人员的贡献尚且不能用数值来衡量，何况行政人员？以机器量人，以分值取人的选人任人方式除了哗众取宠之外，不可能得到干部群众的认可。
那么，究竟该拿什么尺子来衡量和选任官员？德才兼备标准是最好的尺子。宋代司马光提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把德看得比才更重要，主张与其用“才胜德”的“小人”，不如用“才德兼亡”的“愚人”。明清时代，更把公和廉作为德的重要内涵，认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非公则非德，无廉则无品。现在，我们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关键要在落实上下工夫。面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各种干扰，仅仅靠组织人事部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还得借助群众的力量。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发挥群众力量，就是要落实用人民主，保证用人公正。王勃痛感“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龚自珍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韩愈慨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人最具有复杂性，伯乐可以相马，却不一定能相人。伯乐相人，不但要有慧眼，还要公道正派。如今挂着各种专家桂冠的“伯乐”，无论如何高明和公正，也不可能超越群众的力量。群众是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伯乐。
公示是听取群众意见，发挥群众力量的有效武器。民主的价值在于监督而不是选任。西方公务员制度也不搞大民主选举，公务员的考核、升迁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系统，与看似民主的选举无关，但一样运行得很成功。民主的作用，应更多地发挥于无所不在的监督环节。通过有效的监督和问责，保证公务员体系的健康运行。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民主较多地蕴涵在选任环节，而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无论设计的选任程序和制度多么周严，在其后的运行环节，是很难发挥实质作用的。普及公示制，畅通监督途径，切实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应成为吏治新政的重要方向。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把握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与退，从感性回归理性，从理想回归现实，做到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退有理有据有利。否则，看似风光轰动的改革是不会取得好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