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此后不久，毛泽东深入研究了苏维埃后期体现王明“左”倾错误的九份文件，陆续写下了一些批判性的文章。1943年，毛泽东重读了这些文件，并对自己的文章作了修改。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01页）　

　　毛泽东的这段话，虽然语气尖锐，但是饱含哲理，意味深长，发人深思。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这个论断，精辟地指出了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即怎样才能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笔者体会，要准确地理解这个论断，必须将之放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大背景之中，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

　　毛泽东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少了不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具有极端重要性。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史。历史告诉中国人民，坚持“中体西用”、实行君主立宪、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要想挽救民族危亡，必须重新探求新的思想武器、寻找新的解放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中国当时的国情和俄国相似，例如封建主义的压迫、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等等，所以十月革命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正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了中国革命的紧迫需要，所以当它传入中国后，便成为解放中华民族的最好武器，很快就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说：“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阻拦，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4—1515页）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存在，并有过几次较好的机会，但结局总是化为泡影。比如，孙中山在对军阀的绝望中下决心改组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从而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国民革命迅速兴起并胜利推进。然而，在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分化收买下，统一战线内部急剧分化，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的事业，先后发动屠杀共产党人和镇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功败垂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南京国民政府登上历史舞台。又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国际形势又趋向于缓和的形势下，国共两党以及民主同盟等党派的政治代表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有利于和平民主、限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五项协议，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不久就背弃诺言，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这使得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不仅坚决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也认识到自己一直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是走不通的，转而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至此，资产阶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彻底破产。　 

　　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少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万万不行的。因此，新中国诞生之时，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　

　　二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少了不行”，是容易理解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多了也不行”，则需要结合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惨痛教训来深刻体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一些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从书本到书本，为了学习而学习。这就导致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　 他们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后，只知道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论述和俄国革命的具体经验，从而导致在实际工作中脱离中国实际，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多了不行，而且是越多越有害。　 

　　对于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书本之上的教条主义(又称本本主义)及其危害，毛泽东是认识得最早最深刻的人。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他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在文章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多了不行，指的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正是吃了教条主义的亏。具体而言，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深知，要想避免类似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再次发生，必须从源头上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明确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我们必须要学会走自己的路，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而，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像毛泽东这样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认识和切身经验的伟人，也会因为历史的局限和主观认识的偏差，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并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三　 

　　在把马克思主义成功运用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之后，毛泽东沿着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路，开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　 

　　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此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及其对策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毛泽东自己出现了他一贯反对的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例如，由于对中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愿望特别强烈，他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变革生产关系，越大、越公、越纯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运而生。他甚至认为，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冒进是发动群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具体国情，虽有一定的认识，但不够深刻和全面，从而错误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吃了“多”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亏。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两个凡是”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精神被肢解，表面上是句句照搬、字字照办，实际上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导致国民经济难以走出困境，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局面难以结束，人民群众思安定、想发展的愿望难以实现。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责任感，支持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呼吁“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成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从此，神州大地焕然一新，中国人民昂首阔步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追赶时代潮流。对于这一段历史，邓小平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历史新时期的蓬勃发展进程，特别是其中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无论是1979年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还是1982年肯定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以及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6年启动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等等，都是适应于社会生活和各项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的。归根结底，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分析和解决的结果。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设想，是不可能提出这些方针政策的。正如江泽民所言：“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84页） 显然，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是越少越好，没有最好。

　　当前，要想坚持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旺盛生命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这段论述不仅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也深刻揭示了正确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即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总之，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一位的问题，首先加以正确解决，始终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要求每一名共产党员，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和切实掌握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既能坚定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各项实践，不吃马克思主义太少的亏，又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不吃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才称得上能够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共产党员才能称之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