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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内生增长模式”应解决五个战略问题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0-07-01
    在“十二五”期间,如何实现从“外源型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型,是中国经济实现增长方式转型的根本任务。正如卫星上天需要多节火箭推动一样,中国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也需要不同的动力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外源型增长模式的动力正进入衰减时期,其表现出的局限性与负效应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外源型增长模式的引擎力开始减弱,主要是我们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另外,可承接的转移产业资源越来越少。二是外源型增长模式在满足中国经济竞争力提升上面临着不可突破的三个极限:即我们无法依赖外资与技术溢出效应获得支持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竞争力,无法通过交换获得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不能依赖外资获得关系国家安全的技术和国家级竞争力的关键技术。三是外源型增长模式开始出现收益递减,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基于此,外源型增长模式只能满足新兴工业化国家初级阶段规模扩张的积累性增长,但不能满足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中高级阶段后竞争力提升的效率性增长。而当代中国面临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外源型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型。为此,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推进建立“内生增长模式”的系统工程。
    1.以生态经济为目标,实现从“跟从战略”向“原创战略”转型,占领生态经济的制高点。能否启动原始创新机制,是中国经济走向内生增长模式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原创的动力机制内生于新需求与新问题。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为内容的新经济革命,为中国经济增长导入原创机制提供了历史契机。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发展生态经济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何推进生态经济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需要原创动力推进。
    在生态经济建设上,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仍占据着技术优势,但走向生态经济的创新,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创新,而是涉及到科技范式、经济模式、创新机制等一系列因素的系统创新。从综合因素来考察,中国走向生态经济具有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四大优势:一是中国是走向生态经济动力最大的国家。中国作为世界碳排放大国,在减排问题上,遇到的压力最大,反过来对于中国走向生态经济的动力也越大。二是中国具有走向生态经济的低成本优势。中国走向生态经济没有发达国家既得利益者约束的退出成本。三是中国有一个发达国家没有的发展低碳经济与生态产业的成长性市场。四是中国天人合一、系统整合的思维范式与生态经济所需要的科技范式具有高度契合性。所以,在“十二五”期间如何推进生态经济建设是关系中国走向内生增长模式的一个关键战略。为此,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要实施原创战略,占领新能源技术的高地。中国的新能源技术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后劲足。二是要启动以生活方式创新为内容、以消费为主导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三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与低碳化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之路。四是要开创基于东方智能的系统整合科技范式,以弥补分析解构式西方科技范式的弊端与不足。
    2.以振兴中国内生禀赋的产业为突破口,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型,打造中国的内生竞争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属于依托比较优势的增长。依靠低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与金融资本等物质要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所在。目前被世界夸大的中国经济实力,属于缺乏内生竞争优势的实力,这种实力的内涵是“大”,而不是“强”。一国经济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后天禀赋形成的效率优势,二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共生效应优势,三是本国内生禀赋决定的特色优势。围绕上述三个方面优势,应重点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充分发挥中国已初步形成的后天禀赋优势,推进技术密集型产业、智能型产业体系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中国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但是中国满足技术密集型、智能型产业所需要的智能要素优势正在凸显。中国科协发布的《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到2005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达到4246万人,比美国的 4200万人还略多一些。若以单一国家计算,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如何利用中国已经形成的这一后天禀赋优势,推进中国产业向智能化、技术密集化发展,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战略之一。
    其次,按照产业集群形成的共生竞争优势规律,需从四个方面统筹与调整中国产业布局。
    一是以满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为龙头,统筹布局与调整中国的产业链体系与产业结构。在“十二五”期间要以大飞机、汽车、高铁、新能源产业、智能产业、中国交通网、智能电网等为龙头,在充分利用中国智能资源与大容量市场资源的基础上,本着国产化为主导的原则,进行统筹布局。
    二是要统筹军用产业、技术与民用产业、技术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的前提下,打破军用与民用之间的壁垒,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新产业发展空间。
    三是要以正在兴起的高铁、高速公路为主的新交通技术新因素,在更大半径内重新规划与统筹地区产业结构布局,形成更大半径的地区优势互补的产业群落体系。
    四是要统筹不同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产业布局,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赢者通吃,小城镇边缘化的问题。大城市要发挥辐射中心的功能,成为龙头产业及产业总部的中心。要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产业链的下端产业让位给小城镇。使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链。
    再次,振兴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禀赋优势产业。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作为现代经济的增长要素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中国五千文化资源将为中国民族产业优势的发挥起重要作用。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关注与民族文化关联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如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中医中药业、中国特色康体保健业以及中国有机农业等产业。
    3.以制度改革为核心,推动寻租竞争向公平竞争转变,完善激励自主创新制度的保障体系。目前要使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面临着三大障碍:一是自上而下追求以GDP高速增长为目标的绩效考核体制,是一个旨在激励各级地方政府一味追求项目投资、通过招商引资实现短期规模扩张的增长体制。在这样一种激励制度下,自主创新只能是一个口号。二是目前存在且不断加强的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权力寻租的市场经济,是抑制创新的最大制度障碍。创新来自公平竞争的市场,如果不通过公平竞争就能获得利润,那么创新就是多余的。三是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激励创新收益保障税收政策,抑制了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自主创新不是单纯的科技投入问题,而是内生于制度创新。在“十二五”期间,要使自主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必须从上述制度创新上下功夫。
    4.以内需市场为主导,从外需动力向内需动力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内生化。拓展启动内需的思路,要把中国内需问题上升到推进中国内生增长动力的高度来认识,把内需问题拓展为深化产业结构、振兴新兴产业的战略问题来对待。
    目前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中的很大比例属于“无根缺头”的产业,这些产业仅有创造GDP的功能,却没有在下游形成拉动市场、上游提升竞争力的功能。在我国的出口贸易额中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比例高达50%以上。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生产投资,缺乏市场拓展投资战略。在“十二五”期间必须调整,使中国制造业在与内需市场的结合中“扎根露头”,这是一个大战略。
    13亿人口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具成长性的内需市场,这是振兴新兴产业的最大资源与财富。目前中国人均达到4000美元,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主导向需求主导的转折点。对于新成长中的市场,中国企业与政府发展战略一定要从生产性投资向市场拓展性新投资转变,实现中国内需市场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5.强化中国经济的安全与自主创新意识,从依赖性开放向主体性开放转型,培育内生增长的文化环境。正是由于外源型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成功,由此也形成了另一个副作用,这就是各级政府包括企业,对对外开放的认识,已从政策选择演变变成了一种对外依赖的文化环境。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中国经济的主体性削弱与安全性降低。适应建立内生增长模式的需要,我们必须走出为开放而开放的误区,才能够实现从依赖性开放向主体性开放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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