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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多管齐下治理“校园危机事件”
来源：
发布时间：2010-07-07
《学习时报》5月10日刊发了一篇《多管齐下治理“校园危机事件”》的文章，作者的观点是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不能单独承担治理校园危机事件的使命，必须动员政府、社会、学校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多管齐下，坚持防范为主，形成安全防范的系统网络。并提出各单位、各部门要重视自身员工的问题，建立健全群众诉求沟通和化解机制，切不可将部门和单位的个体矛盾推向社会，给社会带来更大风险和隐患。
笔者认为“多管齐下”的治理模式固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多管”究竟需要多少个“管”，这些“管”之间的主次关系如何？不可将个体矛盾推向社会，是否意味着产生矛盾的原因在于单位，需要在单位内部化解矛盾？就这类社会事件，笔者认为需要更深入分析。
首先，这类校园事件不同于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它们是属于个体性的社会事件。通常这类个体事件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自残自杀型，比如动拆迁纠纷引起的自焚事件、倒钩执法纠纷导致的断指事件等，它的特点是我没有办法抗争过你，那我就对付自己。二是报复攻击型，比如杨佳事件、马加爵事件等，它的特点是有明确的攻击目标，杨佳报复的对象是警察，马加爵报复的是同宿舍的同学。三是反社会型，这几起校园事件属于这种反社会型事件，它的特点是报复社会且没有明确的目标。郑民生杀害小孩的学校和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有些媒体报道郑民生攻击的学校是贵族小学，实际上这所学校只是一般的实验小学，学校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孩子的家长都没有得罪过凶手郑民生。群体事件尚可以加强危机预警建设，但这类反社会型的个体事件由于不是直接报复，受害对象又是无直接关联的无辜者，而且由于可复制性，施害者的动因又埋伏于长期积累的时间进程中，预防的难度更大。因此，对于这种反社会型事件，多管齐下的治理，有可能每个“管”都会觉得困难重重，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其次，这类反社会事件的凶手往往把原因归罪于社会。几起校园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的报道误导民众往“仇官”、“仇富”的方向联想，很多评论也认为是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但是，从公布的事实来看，这几起校园事件的凶手都是对社会不满，是“仇社会”。从制造福建南平校园血案的郑民生的客观情况来看，他是这个社会的失败者：事业上的失败者——工作不顺，辞职后谋新职不成功；婚恋上的失败者——恋爱不成功；物质上的失败者——没有房子，等等，但更为关键的是郑民生的主观心理，他否认了检方认为其因工作、感情受挫而悲观厌世从而心生歹念，他说自己为人本分，辞职后考虑过做服务员、洗车工，靠自己的劳力挣钱，但总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觉得现在人情冷漠，所有人都笑话他。他认为自己被社会抛弃，不仅没有人问其冷暖，而且还嘲笑他。纵观几起校园事件，凶手基本都属于社会“底层”，对社会心生绝望。郑民生原是社区医生，辞职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制造广西合浦“4?12”血案的凶手杨家钦早年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曾在上海打过工，回村后没有固定收入；制造广东雷州“4蹨28”血案的陈康炳曾是小学教师，办理病休至今；制造江苏泰兴“4軘29”血案的徐玉元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后被辞退，成为一名无业人员；制造山东潍坊“4坨30”血案的王永来是一名村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曾指出，暴力缘于身份的单一化，缘于别人或自己给自己贴上了唯一的身份标签。如果这些失业群体、底层群体生活无望，又得不到社会关怀，反而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他们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导致心理扭曲，那么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很容易一触即发。因此，就这类反社会型个体事件而言，它不同于某些群体性事件是由于单位、部门内的矛盾向社会递延，很难归因于是个体矛盾引发的社会危机事件。对于这类事件，如果能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那么也就不需要多管齐下了。
最后，遏制这类反社会事件的关键是社会归属感的建设。一是重建社会规则。建立基于公平基础上的社会规则，让社会有规则可循，让每一个民众有努力的方向。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规则的不确定容易产生社会迷惘，民众无所适从，社会普遍感到焦虑，而这种情绪容易导致部分受挫的群体产生绝望的心理。有专家认为，绝望比贫穷更可怕。因此，社会规则的确立，建设有序的社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重视价值导向。一个人、一个生命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还需要精神支撑。如果市场的原则渗透到所有的领域，物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社会评判一个人成败的唯一标准就是财富和权力，那么从竞争中胜出者是英雄，而失败者则要被社会唾弃、淘汰。作为失败者，自然没有任何出路了。社会需要关怀，需要温情，需要建立每个人生存和生活的信心。特别是对于社会的弱者，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尤其在民众最困难的时候，能够从社会上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失败者，社会应给予失败者足够多的理解和宽容，使失败者不会感到被社会歧视或抛弃，不会造成心理扭曲。
三是加强“社群”建设。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单位人”转变成了“社会人”，原有的单位归属感被打破了，而处于原子化的个体最容易被孤立，被边缘化。加强“社群”建设，让社区或社团成为每个人的心灵家园，这样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构社会资本，增强信任感和归属感；可以倡导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摒弃仇恨的心理；可以让每个个体都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活得有希望、有梦想。
笔者认为“多管齐下”的治理模式固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多管”究竟需要多少个“管”，这些“管”之间的主次关系如何？不可将个体矛盾推向社会，是否意味着产生矛盾的原因在于单位，需要在单位内部化解矛盾？就这类社会事件，笔者认为需要更深入分析。
首先，这类校园事件不同于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它们是属于个体性的社会事件。通常这类个体事件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自残自杀型，比如动拆迁纠纷引起的自焚事件、倒钩执法纠纷导致的断指事件等，它的特点是我没有办法抗争过你，那我就对付自己。二是报复攻击型，比如杨佳事件、马加爵事件等，它的特点是有明确的攻击目标，杨佳报复的对象是警察，马加爵报复的是同宿舍的同学。三是反社会型，这几起校园事件属于这种反社会型事件，它的特点是报复社会且没有明确的目标。郑民生杀害小孩的学校和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有些媒体报道郑民生攻击的学校是贵族小学，实际上这所学校只是一般的实验小学，学校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孩子的家长都没有得罪过凶手郑民生。群体事件尚可以加强危机预警建设，但这类反社会型的个体事件由于不是直接报复，受害对象又是无直接关联的无辜者，而且由于可复制性，施害者的动因又埋伏于长期积累的时间进程中，预防的难度更大。因此，对于这种反社会型事件，多管齐下的治理，有可能每个“管”都会觉得困难重重，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其次，这类反社会事件的凶手往往把原因归罪于社会。几起校园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的报道误导民众往“仇官”、“仇富”的方向联想，很多评论也认为是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但是，从公布的事实来看，这几起校园事件的凶手都是对社会不满，是“仇社会”。从制造福建南平校园血案的郑民生的客观情况来看，他是这个社会的失败者：事业上的失败者——工作不顺，辞职后谋新职不成功；婚恋上的失败者——恋爱不成功；物质上的失败者——没有房子，等等，但更为关键的是郑民生的主观心理，他否认了检方认为其因工作、感情受挫而悲观厌世从而心生歹念，他说自己为人本分，辞职后考虑过做服务员、洗车工，靠自己的劳力挣钱，但总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觉得现在人情冷漠，所有人都笑话他。他认为自己被社会抛弃，不仅没有人问其冷暖，而且还嘲笑他。纵观几起校园事件，凶手基本都属于社会“底层”，对社会心生绝望。郑民生原是社区医生，辞职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制造广西合浦“4?12”血案的凶手杨家钦早年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曾在上海打过工，回村后没有固定收入；制造广东雷州“4蹨28”血案的陈康炳曾是小学教师，办理病休至今；制造江苏泰兴“4軘29”血案的徐玉元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后被辞退，成为一名无业人员；制造山东潍坊“4坨30”血案的王永来是一名村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曾指出，暴力缘于身份的单一化，缘于别人或自己给自己贴上了唯一的身份标签。如果这些失业群体、底层群体生活无望，又得不到社会关怀，反而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他们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导致心理扭曲，那么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很容易一触即发。因此，就这类反社会型个体事件而言，它不同于某些群体性事件是由于单位、部门内的矛盾向社会递延，很难归因于是个体矛盾引发的社会危机事件。对于这类事件，如果能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那么也就不需要多管齐下了。
最后，遏制这类反社会事件的关键是社会归属感的建设。一是重建社会规则。建立基于公平基础上的社会规则，让社会有规则可循，让每一个民众有努力的方向。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规则的不确定容易产生社会迷惘，民众无所适从，社会普遍感到焦虑，而这种情绪容易导致部分受挫的群体产生绝望的心理。有专家认为，绝望比贫穷更可怕。因此，社会规则的确立，建设有序的社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重视价值导向。一个人、一个生命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还需要精神支撑。如果市场的原则渗透到所有的领域，物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社会评判一个人成败的唯一标准就是财富和权力，那么从竞争中胜出者是英雄，而失败者则要被社会唾弃、淘汰。作为失败者，自然没有任何出路了。社会需要关怀，需要温情，需要建立每个人生存和生活的信心。特别是对于社会的弱者，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尤其在民众最困难的时候，能够从社会上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失败者，社会应给予失败者足够多的理解和宽容，使失败者不会感到被社会歧视或抛弃，不会造成心理扭曲。
三是加强“社群”建设。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单位人”转变成了“社会人”，原有的单位归属感被打破了，而处于原子化的个体最容易被孤立，被边缘化。加强“社群”建设，让社区或社团成为每个人的心灵家园，这样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构社会资本，增强信任感和归属感；可以倡导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摒弃仇恨的心理；可以让每个个体都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活得有希望、有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