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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视多种安全威胁对国民经济动员的影响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0-07-19
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由面临零和状态下对立与对抗的单一安全威胁，转向非零和，既有对立与对抗又有统一与合作的多种安全威胁。一方面，传统安全威胁继续存在的同时，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更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加。多种安全威胁的形成和存在正逐步成为当前国家安全的整体形势和我国经济动员建设的基本环境。
国家安全观的拓展推动着多种安全威胁思想的确立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国家安全利益保障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关键期，社会转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调整造成对传统的剧烈冲击；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面临分散化、多元化的局面，诸多内生公共危机凸显，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当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不是单纯的本领域安全问题，重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以危机突发的形式爆发，具有强敏感性、高连带性和明显的聚集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会“内传”、“外溢”，造成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我国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国家安全条件和外部环境，对国家安全政策的重心进行相应调整，由“危态对抗”转向“优态共存”，并使转向内含安全主体的扩大与转换、安全领域的拓展和安全层次的多元化。我国在对外部商品市场、资源市场、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的需求和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外部环境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制约度也日益强化，我国战略利益已逐步超出传统的范围。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必须从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中解放出来，全面确立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战略观念，将经济动员能力建设看作国家经济应变力的重要内容及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应对突发生事件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从而形成强有力的战略威慑动员能力。
多种安全威胁背景牵引着经济动员的新变化
多种安全威胁涉及多个领域，并不断增加和演变。其来源是复杂的，其类型是综合的，多种安全威胁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和不可预见性。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方式之一的经济动员工作，如果一一瞄准多变各异的多种安全威胁来建设，势必造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事倍功半的结果。
经济动员建设是关系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的一件大事，要把经济动员发展提高到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战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最初经济动员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战争。因此，对于经济动员在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地位界定，一般局限于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思路，更多定位于“保障战争”这一节点上。现行的经济动员工作思路最初是着眼于为赢得战争胜利而设计的。但随着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发生深刻变化，除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以外，以资源争夺为目的的各种形式的争夺与对抗，恐怖活动、重大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也都成为威胁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因素。
事实上，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增大，经济动员的服务对象在不断扩展，由过去的为战争服务逐渐转变为战争和应对平时的突发事件服务。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将经济动员仍仅仅定位于保障战争的需要，必然产生矛盾：一方面，大量的经济动员能力闲置且由于长期无用武之地而处于实际荒废状态，动员资源闲置浪费；另一方面，日益频发的各类威胁国家安全事件，又要求国家建立一套应急动员系统，满足紧急状态下动员保障的需要，社会要负担新的应急动员准备成本。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考察，还是从理顺动员体制的角度考虑，都应将经济动员的功能向“应急保障”的功能拓展，进而把经济动员在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定位最终界定为“维护国家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动员准备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要求会更加严格、任务将更加艰巨、责任也将更加重大。
以“基于能力”的经济动员来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国家利益的拓展客观上要求国家的安全能力要与之相适应。在多种安全威胁的客观环境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利益拓展了，但维护国家安全的实力和能力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两者之间存在差距。这个差距源于威胁和脆弱性之间的矛盾，要想获得安全，途径有两个：一是消除威胁，二是消除脆弱性。要彻底消除客观存在的多种安全威胁是困难的，那就需要从人类社会自身的脆弱性出发，充分考虑一切可能出现的威胁，以消除脆弱性为主要途径，变被动为主动。这就涉及我们的经济动员建设思路是立足“基于能力”还是立足“基于威胁”的基点上？二者最大不同之处，是前者把能力放在安全首位，强调以强大的能力来应对一切威胁；后者把威胁放在首位，强调针对具体威胁来准备能力加以应对。安全威胁是可变的，面对这些防不胜防的“多种安全威胁”，需要变换安全思维，以强大的“多用”、“多能”能力应万变，保安全。多种安全威胁环境下的动员准备工作就要把重点放在一种主观条件和动员能力的形成上，使经济动员的主要任务随着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逐渐开始从客观条件建设向主观条件形成转变，从硬条件建设向软条件建设转变，从应对眼前战备任务向应对更加长远的战略目标转变，从动员保障目标的明确性向不确定性、具有一定弹性的方向转变。最终提高经济动员应对复杂多变局面的主动能力，保证一旦出现任何形式的安全危机，都能够临阵不乱、有条不紊地开展动员活动。
由于客观安全威胁是多种的、可变的，在“基于能力”建设时需要注重最紧迫、最主要的威胁应对，首先要生成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并逐步提高经济动员的全面能力。这体现为动员能力建设中“核心能力”和“其他能力”的问题。经济动员的“核心能力”从根本上讲是作战服务的能力，它的大小决定了经济动员应对多种威胁的能力，对多样化能力的形成和发挥具有基础和决定作用。“急时应急”、“平时服务”应归为经济动员的“其他能力”建设，是“经济动员”的功能拓展。“其他能力”建设对“核心能力”建设也有反作用，可以有效促进“核心能力”各个要素的系统生存和配套，有助于推动“核心能力”体系的全面形成。“应战动员”、“应急动员”、“平时服务”，其能力基础是一致的，不能对立起来，更不能进而得出“不同能力、不同队伍、不同装备”的错误结论，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动员核心能力尚且不足的现实条件下，更应力避这种错误导向。要把“应战动员”、“应急动员”、“平时服务”放在经济动员的整体建设中来考虑和筹划。在确保经济动员资源聚焦于核心能力建设的同时，充分认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对经济动员核心能力建设的促进作用。
国家安全观的拓展推动着多种安全威胁思想的确立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国家安全利益保障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关键期，社会转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调整造成对传统的剧烈冲击；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面临分散化、多元化的局面，诸多内生公共危机凸显，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当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不是单纯的本领域安全问题，重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以危机突发的形式爆发，具有强敏感性、高连带性和明显的聚集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会“内传”、“外溢”，造成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我国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国家安全条件和外部环境，对国家安全政策的重心进行相应调整，由“危态对抗”转向“优态共存”，并使转向内含安全主体的扩大与转换、安全领域的拓展和安全层次的多元化。我国在对外部商品市场、资源市场、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的需求和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外部环境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制约度也日益强化，我国战略利益已逐步超出传统的范围。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必须从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中解放出来，全面确立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战略观念，将经济动员能力建设看作国家经济应变力的重要内容及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应对突发生事件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从而形成强有力的战略威慑动员能力。
多种安全威胁背景牵引着经济动员的新变化
多种安全威胁涉及多个领域，并不断增加和演变。其来源是复杂的，其类型是综合的，多种安全威胁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和不可预见性。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方式之一的经济动员工作，如果一一瞄准多变各异的多种安全威胁来建设，势必造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事倍功半的结果。
经济动员建设是关系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的一件大事，要把经济动员发展提高到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战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最初经济动员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战争。因此，对于经济动员在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地位界定，一般局限于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思路，更多定位于“保障战争”这一节点上。现行的经济动员工作思路最初是着眼于为赢得战争胜利而设计的。但随着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发生深刻变化，除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以外，以资源争夺为目的的各种形式的争夺与对抗，恐怖活动、重大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也都成为威胁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因素。
事实上，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增大，经济动员的服务对象在不断扩展，由过去的为战争服务逐渐转变为战争和应对平时的突发事件服务。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将经济动员仍仅仅定位于保障战争的需要，必然产生矛盾：一方面，大量的经济动员能力闲置且由于长期无用武之地而处于实际荒废状态，动员资源闲置浪费；另一方面，日益频发的各类威胁国家安全事件，又要求国家建立一套应急动员系统，满足紧急状态下动员保障的需要，社会要负担新的应急动员准备成本。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考察，还是从理顺动员体制的角度考虑，都应将经济动员的功能向“应急保障”的功能拓展，进而把经济动员在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定位最终界定为“维护国家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动员准备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要求会更加严格、任务将更加艰巨、责任也将更加重大。
以“基于能力”的经济动员来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国家利益的拓展客观上要求国家的安全能力要与之相适应。在多种安全威胁的客观环境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利益拓展了，但维护国家安全的实力和能力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两者之间存在差距。这个差距源于威胁和脆弱性之间的矛盾，要想获得安全，途径有两个：一是消除威胁，二是消除脆弱性。要彻底消除客观存在的多种安全威胁是困难的，那就需要从人类社会自身的脆弱性出发，充分考虑一切可能出现的威胁，以消除脆弱性为主要途径，变被动为主动。这就涉及我们的经济动员建设思路是立足“基于能力”还是立足“基于威胁”的基点上？二者最大不同之处，是前者把能力放在安全首位，强调以强大的能力来应对一切威胁；后者把威胁放在首位，强调针对具体威胁来准备能力加以应对。安全威胁是可变的，面对这些防不胜防的“多种安全威胁”，需要变换安全思维，以强大的“多用”、“多能”能力应万变，保安全。多种安全威胁环境下的动员准备工作就要把重点放在一种主观条件和动员能力的形成上，使经济动员的主要任务随着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逐渐开始从客观条件建设向主观条件形成转变，从硬条件建设向软条件建设转变，从应对眼前战备任务向应对更加长远的战略目标转变，从动员保障目标的明确性向不确定性、具有一定弹性的方向转变。最终提高经济动员应对复杂多变局面的主动能力，保证一旦出现任何形式的安全危机，都能够临阵不乱、有条不紊地开展动员活动。
由于客观安全威胁是多种的、可变的，在“基于能力”建设时需要注重最紧迫、最主要的威胁应对，首先要生成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并逐步提高经济动员的全面能力。这体现为动员能力建设中“核心能力”和“其他能力”的问题。经济动员的“核心能力”从根本上讲是作战服务的能力，它的大小决定了经济动员应对多种威胁的能力，对多样化能力的形成和发挥具有基础和决定作用。“急时应急”、“平时服务”应归为经济动员的“其他能力”建设，是“经济动员”的功能拓展。“其他能力”建设对“核心能力”建设也有反作用，可以有效促进“核心能力”各个要素的系统生存和配套，有助于推动“核心能力”体系的全面形成。“应战动员”、“应急动员”、“平时服务”，其能力基础是一致的，不能对立起来，更不能进而得出“不同能力、不同队伍、不同装备”的错误结论，特别是在目前经济动员核心能力尚且不足的现实条件下，更应力避这种错误导向。要把“应战动员”、“应急动员”、“平时服务”放在经济动员的整体建设中来考虑和筹划。在确保经济动员资源聚焦于核心能力建设的同时，充分认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对经济动员核心能力建设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