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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造假：诚信缺失需问责监管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0-08-03
从7月1日起的两个星期以来，有关唐骏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等造假的搜索或考据，可谓国门内外，大波轩然，多少有些“搅得周天寒彻”的感觉。此事不经意间还牵出一群“唐骏西太平洋大学校友”，涉及人数过百，包括国内多家国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也赫然在列身陷尴尬。据了解，此波所及，同时给所有用假文凭为自己贴金的一些名人们敲响了一记警钟。于是，不光是涉及唐骏传记出版的相关出版社和作者纷纷发出勘误声明，不少曾拥有西太平洋大学学历的名人们，也开始了网络简历的“自我清理”，忙不迭地把自己类似于“西太平洋大学”的学历等从互联网上删掉，以免授人以柄。据百度百科和互动百科的相关负责人证实，从唐骏“学历造假门”事发之后，至少上百位名人的词条都在近日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更新，其中很多涉及的正是学历、履历信息，而这些名人来自娱乐圈、商界、学术机构等多个领域。据报道，这个西太平洋大学曾与我国北京、江苏、海南三地几个大学有过合作。
迄今为止，这场“学历造假门”风波尚未显现出马上结束的迹象，但是，其给予国人的思考与警醒已经十分显然。
首先，摆在国人面前的是有关诚信的拷问。毋庸讳言，唐骏遭遇的不仅是一场个人诚信危机，也是我国早已针砭多时的“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与缩影。在某种意义上说，舆论之所以穷追唐骏“学历造假门”，主要事关社会诚信，而并不是非要和某个人过不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无论唐骏“学历造假门”结果何时明确，这一事件背后的事实是严峻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的掺水与伪造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营生，不断地销蚀着人们与社会的信誉。所以有人说，诚信正成为中国社会的“稀缺品”，而人们关注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折射出的正是对社会诚信的渴望和呼喊。
其次，需要拷问的是打假的动力主体与作为问题。名记者石述思在其凤凰博客中写道：“唐骏是一个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从国有单位到外企再到民企，都算显山露水，后期还大红大紫，但这些机构全体人员的智力加起来居然赶不上一个方舟子，没有识破自己巨资聘请的打工皇帝的博士文凭竟然很克莱登？”真是一语中的！诺大的国家，诺大的科技界，学历打假竟要依赖旅居海外的学者个体，不是太匪夷所思了吗？试问，各级各类委员会，以及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认证机构和纪律检查部门何在呢？他们的职责与业绩何在呢？老鼠横行，肯定猫那边出了问题。不逮耗子，又怎说是好猫呢？更有甚者，有些学者的学术腐败问题业经网络或媒体提出来，遗憾的是，这些相关单位及其上级部门的“猫”就是不闻不问，毫无动静。明明是有国内多所高校曾与“西大”有过合作关系，为什么噤若寒蝉了呢？古人云：“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诸“猫”皆慵懒，放弃作为或不作为，何来“平”“明”之象呢？
最后，从治理的角度看，需要拷问的究竟是诚信危机还是监管危机？两周来，众多媒体热议这次唐骏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时，几乎无例外地认为，“事件背后，暴露社会诚信及职业操守问题”。换句话说，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诚信危机。其实，诚信，如同善恶，还有其“背后的东西”，那才是更本质的东西。作为一个自然人，所谓善恶，所谓诚信欺诈，指的是人（不论大人还是小孩）的行为与一定时代社会道德与法的规范是否相合而产生的对人的行为的评判和分类。现代法制社会之所以被称为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因为其依据的就是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分类和判断。所以，所谓“做人”（包括诚信）乃是通过“做事”而表现出来的；“做人”乃是对“做事”的判断和分类；一个不“做事”的人，比如，婴儿，何来“做人”？何来诚信？所谓德育应该是指教（告知）人“做事”的规则和道理，而不是相反。因此，本质上说，“做人”（包括诚信）乃是一个人随着成长，即不断社会化过程中其连续行为得到的社会的“判断和分类”。唐骏之诚信现有坍塌之虞，非是其言，实在其行者也。这也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说，人性，“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之所以会指说“先做人，后做事”实在荒唐，就在于先假定存在一个“善”，让一个人先修炼好这个“善”，然后，一定今生今世做善事。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精神只是生长于其上的美丽花朵。“做事”属物质范畴，而“做人”（包括诚信）属精神范畴。因此，由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引发的，不单单是“诚信危机”，更是监管危机，诚需“白猫”“黑猫”们挺身而出，公正监管。古人云：“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这不就是解决诚信危机之道吗？
迄今为止，这场“学历造假门”风波尚未显现出马上结束的迹象，但是，其给予国人的思考与警醒已经十分显然。
首先，摆在国人面前的是有关诚信的拷问。毋庸讳言，唐骏遭遇的不仅是一场个人诚信危机，也是我国早已针砭多时的“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与缩影。在某种意义上说，舆论之所以穷追唐骏“学历造假门”，主要事关社会诚信，而并不是非要和某个人过不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无论唐骏“学历造假门”结果何时明确，这一事件背后的事实是严峻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学历的掺水与伪造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营生，不断地销蚀着人们与社会的信誉。所以有人说，诚信正成为中国社会的“稀缺品”，而人们关注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折射出的正是对社会诚信的渴望和呼喊。
其次，需要拷问的是打假的动力主体与作为问题。名记者石述思在其凤凰博客中写道：“唐骏是一个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从国有单位到外企再到民企，都算显山露水，后期还大红大紫，但这些机构全体人员的智力加起来居然赶不上一个方舟子，没有识破自己巨资聘请的打工皇帝的博士文凭竟然很克莱登？”真是一语中的！诺大的国家，诺大的科技界，学历打假竟要依赖旅居海外的学者个体，不是太匪夷所思了吗？试问，各级各类委员会，以及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认证机构和纪律检查部门何在呢？他们的职责与业绩何在呢？老鼠横行，肯定猫那边出了问题。不逮耗子，又怎说是好猫呢？更有甚者，有些学者的学术腐败问题业经网络或媒体提出来，遗憾的是，这些相关单位及其上级部门的“猫”就是不闻不问，毫无动静。明明是有国内多所高校曾与“西大”有过合作关系，为什么噤若寒蝉了呢？古人云：“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诸“猫”皆慵懒，放弃作为或不作为，何来“平”“明”之象呢？
最后，从治理的角度看，需要拷问的究竟是诚信危机还是监管危机？两周来，众多媒体热议这次唐骏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时，几乎无例外地认为，“事件背后，暴露社会诚信及职业操守问题”。换句话说，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诚信危机。其实，诚信，如同善恶，还有其“背后的东西”，那才是更本质的东西。作为一个自然人，所谓善恶，所谓诚信欺诈，指的是人（不论大人还是小孩）的行为与一定时代社会道德与法的规范是否相合而产生的对人的行为的评判和分类。现代法制社会之所以被称为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因为其依据的就是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分类和判断。所以，所谓“做人”（包括诚信）乃是通过“做事”而表现出来的；“做人”乃是对“做事”的判断和分类；一个不“做事”的人，比如，婴儿，何来“做人”？何来诚信？所谓德育应该是指教（告知）人“做事”的规则和道理，而不是相反。因此，本质上说，“做人”（包括诚信）乃是一个人随着成长，即不断社会化过程中其连续行为得到的社会的“判断和分类”。唐骏之诚信现有坍塌之虞，非是其言，实在其行者也。这也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说，人性，“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之所以会指说“先做人，后做事”实在荒唐，就在于先假定存在一个“善”，让一个人先修炼好这个“善”，然后，一定今生今世做善事。马克思主义还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精神只是生长于其上的美丽花朵。“做事”属物质范畴，而“做人”（包括诚信）属精神范畴。因此，由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引发的，不单单是“诚信危机”，更是监管危机，诚需“白猫”“黑猫”们挺身而出，公正监管。古人云：“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这不就是解决诚信危机之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