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领域用数字说话使人明晰，而有些领域用数字去表述，就不仅不能说明问题，反倒会使人产生疑惑或者困惑。比如，在教育领域，甚至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用数字来表述，都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８月初，《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发布。据该纲要称，这是为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按照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要求所提出的一个未来１０年的发展规划。

　　在认真看了这个规划之后，我感到，这个规划纲要是鼓舞人心的，也使人们对未来１０年北京的人才建设持有乐观的态度。该纲要好在它不仅用文字描绘了未来的发展，同样也用数字标示了未来具体要达到的目标。

　　但与此同时，我也认为，有些领域用数字说话使人明晰，而有些领域用数字去表述，就不仅不能说明问题，反倒会使人产生疑惑或者困惑。比如，在教育领域，甚至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用数字来表述，都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举两个例子。为了发展教育，纲要提出了“首都名师教育家发展工程”。该工程提出要实施“长城学者计划”和“首都教育家发展计划”，前者是为“一批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青年教育人才”而设置的。到２０２０年，“长城学者”要达到１０００人以上。而后者，则是希望“通过探索建立教育管理人才职业化发展方式，促进优秀教育管理人才不断涌现……对为首都教育作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工作者进行表彰和奖励”，向他们授予“首都教育家”荣誉称号。到２０２０年，“首都教育家”要达到１００名。

　　这两个计划，若是仔细想想，可能都会有问题。比如为青年才俊所设置的“长城学者”，首先，何谓“优秀”？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其次，“青年”该如何界定？３０岁？４０岁？抑或２５到４５岁之间？再次，从到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０００人的总体目标来看，似乎不少，但若是从现在起每年一评的话，其实每年也不过才１００人！我们且不论科研院所，仅以北京普通高等院校超过５０所（不含职业学院、二级学院、民办学校等）的数量来看，每年每个学校有可能分到的名额也不过２个！但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基础教育，还有大批“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的中学和小学老师，他们难道不也应该有机会获得“长城学者”的称号吗？还有，“首都教育家”的奖项是为“管理人才”而设的，到２０２０年要达到１００名。若是以超过５０所的普通高等院校为例，再加上北京市超过５０所（具体数目不论，但肯定要超过这个数）的中学，两者相加，每所学校也不过１个人而已——而这，还没包括众多小学管理人才在内呢。

　　第二个例子，纲要称，要实施“‘人文北京’名家大师培养造就工程”，目的是服务“人文北京”建设，计划“有重点地培养扶持和引进聚集一批在人文和社科领域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和知名度的理论家、作家、艺术家、出版家、名编辑、名记者、名主持人、工艺美术大师，并授予人文社科领域相应荣誉称号。”计划到２０２０年，使社会广泛公认的名家大师达到５００名左右。当然了，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成为“名家大师”？其次，这个数字也让人生疑，如果把这里所列举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内的有关专家放在一起，估算一下，不要说到２０２０年，就是目前的北京，可以达到“有较高学术影响和知名度”的人，恐怕就不会低于５００人。试想，仅以超过５０所的普通高校为例，每个学校选出１０位在各自领域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和知名度的学者来，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嘛，还不要提众多的理论家、作家、艺术家、出版家、名编辑、名记者、名主持和工艺美术大师了！

　　当然，我并不是完全针对这个规划纲要来说数字，而是对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国在教育领域以及与教育有关的规划与发展中倾向于用数字来衡量教育成果感到忧虑。其实，就教育而言，用数字说话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很多教育领域的成果，很难用数字来表述，而数字在很多的时候，仅只代表的是数据、文献，以及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象。

　　我很清楚，用数字说话，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它讲了一个看似浅显但却深刻的道理，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此而言，用数字规划未来，尤其是涉及到教育或者与教育有关的成果，应该极为慎重为好。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