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者双忧提出：嘉靖抗“倭”延缓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进程。

    海禁使沿海数百万民众顿失生计

    嘉靖三十一年（1552）是嘉靖“倭寇”的分水岭。是年二月，徽商王直入定海关，图以协助官方剿杀另一走私头目广东人陈思盼功，“叩关献捷，求通互市”。明王朝不但没有兑现通市的诺言，反而派兵剿之。至此，商人乃对弛禁绝望。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下，海商集团首领王直登高一呼，广大“失其生理”者群起响应，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掠、杀戮。东南半壁为之困扰达十几年之久。

    坚决执行海禁第一人——时任闽浙统帅的朱纨大力镇倭，曾集结380艘战船，捣毁了宁波双屿港。双屿之役前后，闽浙从事或可参与海外贸易的民间船舶约有2000艘。走私船的平均从业人员为40人，其中三分之二系船员，余为商人。在东南海上从事走私的商人和海员为8万人。

    不近人理的海禁，使东南地区数百万以海为活的民众顿失生计是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由海商领导、以海员为骨干的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反对朝廷海禁思想的斗争。在“倭寇”总数中，真正的日本人不足十分之一。

    一个不可饶恕的技术性错误——外贸中心远离经济中心

    中唐以降，长江三角洲应是我国外贸中心港的不二选地。历史早早给了长江三角洲外贸重心的机遇，遗憾的是，统治者为了集权的稳定，不惜一切地使其夭折，并竟以填塞天然良港为后快。此后的整整三百年，华夏的外贸中心港（多数时期在岭南）始终与长江三角洲无缘，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是极为不利的。又由于这一时段的长江三角洲，恰恰也是全国的一元文化中心，若与外交流远离了这个核心，对中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的不便，同样也是不言而喻的。总之，16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我国的对外交流重心远离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这是嘉靖抗“倭”付出的另一个愚蠢的代价，也是当前海外交通史研究者一个不该忽略的问题。

    这场国内战争给东南沿海精华地区带来巨大破坏的主要责任，应由统治阶级承担抗倭战争使数以万计的私人海外贸易势力被消灭，刚刚破土而出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新的生产力被抑杀。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心态，影响了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古老的中国越来越偏离世界的主流。明清闭关锁国的政策，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势也不无影响，阻碍了中西方第一次全面的接触，失去了与西欧平等对话的机会，又犯了对外交流中心远离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之大忌。抗“倭”也使早期的西方列强在华遭到重创，影响了近代世界的格局。

    嘉靖抗“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落伍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中华民族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换言之，嘉靖时期，如果能正确处理好迅捷发展的私人海上贸易，大力扶植像王直那样本来规矩而又有号召力的海商巨贾，积极参与同西方早期列强的竞争，则中国乃至世界的近代史可能重写。

    转自：《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