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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和调整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0-09-01
2010年第二季度数据表明，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向世界第一的美国看齐。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受到的国际关注也会随即上升，受到的国际战略压力也将日益加大。近来，美国在黄海、南海、人民币汇率等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担忧，日益表明中国受到国际因素制约日益加大的趋向。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优势仍然无法有效转化为战略优势。因此面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趋势，抓紧制定中国大战略日益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紧迫任务。
中国进入战略选择期
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国际地位的突然上升，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期盼急剧增加，“G2论”、“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论”迅速涌现，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联合国系列峰会、G20峰会、中国国庆阅兵等一系列事件的国际舆论反应来看，中国崛起已经从原来的逐步适应阶段提前进入了“崛起冲刺”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崛起从原来不受关注的状态进入饱受关注的中心地带，开始面临既有大国的日益强大的压力。为此，必须尽快调整原来的对外战略，在冲刺阶段思考选择地位和身份改变后的战略布局，以适应其国际地位结构转换的新现实。
古今中外，不乏有提前进入战略选择期的先例。据美国学者查尔斯莰金德尔伯格研究，由于一战的影响，美国在几年内突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多角色，美国国会拒绝了。然而，随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迫使美国不得不彻底放弃孤立主义战略，确立国际主义的战略。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最初准备“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然而，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和“三大战役”的顺利发展，解放军在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一下子从防御转变为主动，这一转变来得突然，超出了预期，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根据“人民战争转折点提前到来”的现实迅速调整，及时提出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因此，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绝不是实力提高后骄傲狂妄心态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态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国际地位变化所引发问题和挑战的性质所决定的。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的中国外贸形势促使我国的发展战略转型，逐步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推动出口逐年增长的同时，也令中国日益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钢铁、水泥、建材、风能等许多领域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面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战略上如不尽快从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战略，在外交上就将面临国际范围内防不胜防的保护主义反制措施，甚至引发严重的外交争端和国际关系动荡，最终损及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金融危机下欧美国家的低迷和中国的风景独好，很容易刺激西方舆论界的神经，原本还有些模糊的中国崛起印象一下子清晰起来，“为什么中国与众不同？”这是寻常百姓马上就想到的问题。这一急剧的心理变化一经媒体鼓噪，立刻就成为一些企业、利益集团乃至政治领导人的口实，“拿中国说事”、“以中国转嫁矛盾和危机”自然就会成为这些力量赢得支持十分方便的策略。于是，针对中国产品的“双反措施”来了，名目繁多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来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责任”也来了，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接踵而至。所有这一切，其深层的战略意图都是让中国买单，成为一些国家转嫁金融危机的牺牲品。形势的发展日益表明，金融危机一下子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位次，凸显了可能多年以后中国才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究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角”？相应地，在战略全局上，中国从“战略机遇期”提前进入了“战略选择期”：中国究竟是加快全球化进程，迅速确立与其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战略？还是继续维持现状，在现有的战略框架内延续具体问题个案处理的传统思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面对中国国际地位急剧变化后出现的新问题，单纯靠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一对一”的策略已经不敷为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以及去年举行的中国国庆阅兵，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短时间内接连上了三个很大的台阶，中国现象引人注目，中国模式广为关注，中国未来令人羡慕。时至今日，即使中国继续保持低调姿态，也难以遮蔽中国外交的光芒了。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已经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的思想，比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营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7月第11届使节工作会议上，及时将提高我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置于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为外交工作提出了提高我国形象亲合力和道义感召力的新任务。然而，迄今为止，我国还缺少以提高国际政治影响力为核心的外交战略，从外交战略向以提高政治影响力为首要任务的战略转型非常急迫。然而，这些观点更多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指针，是关于未来蓝图的理想规划和战略目标，它们需要具有操作性的战略布局作为支撑，需要有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予以现实化，需要进行实战性的战略思维创新。换言之，中国战略转型辩论的重点不是“应该说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和“怎样才能实现目标”的问题，努力回答一个快速兴起国家的对外战略应该回答的基本战略和策略问题，也是大战略的核心问题。
中国战略转型和设计的重点
面对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面临的新挑战，中国战略转型和设计的重点是要抓紧制定中国的大战略，在战略设计、道统重建和制度创新上下功夫，积极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积极设计大战略，强基固本。面对新世纪的复杂挑战，从战略全局出发，战略的设计应该牢牢把握国家利益格局变化的方向，统筹好本国利益、他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努力增强外交服务多样化利益的能力。具体来说，设计大战略需要做好四项统筹。
一是统筹国际、国家和国内，提高外交统揽全局能力。近年来，现代外交中遭遇的诸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汇率、地区热点问题等，都已经上升到战略全局的高度，不仅事关国际大局，也关乎国内发展大局，每一个选择都会通过股市、汇市、房市等牵动着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节奏和进程，外交的敏感性、脆弱性、影响力都显著增强。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转化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大事，比如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产品质量问题等；同样，国际上发生的所有大事都会牵连中国。这就要求外交必须牢牢做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统揽外交全局的能力。
二是统筹地区、国别与领域，提高外交防范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国家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某一个领域和地区的功能性问题，而是涉及几乎所有领域和地区的结构性问题，国别性问题、地区性问题和各个功能性领域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在一个领域外交中不足挂齿的小事，放在某一个特定地区就可能变成事关全局的大事，此种变化增大了外交运筹的难度。比如奥运圣火传递本来是一桩纯粹的体育活动，但在传递过程中在某些地区就因为个别政治势力的阻挠而演变成事关中国外交全局的大事。全球发展要求现代外交必须要努力统筹国别、区域外交与领域外交，提高外交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的能力。
三是统筹单边、双边与多边，提高外交综合协调能力。参与全球化进程，使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也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分散性问题，而是彼此密切相关的系统性问题。原先属于双边外交解决的问题越来越需要通过多边渠道才能解决，在多边国际舞台上的问题也离不开密集的双边接触，气候变化问题、朝鲜核问题、伊拉克问题、金融峰会治理金融危机等，都是如此。这就要求外交必须注重统筹双边和多边，加强协调，提高中国外交综合协调的能力。
四是统筹国家利益、他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提高外交社会服务能力。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叶的集中爆发，把人类推向了致命危险的边缘，人们日益面临资源短缺、生态危机、核冬天灾难、生物多样性丧失、德性衰败等严峻的社会危机。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全球相互依赖和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全球性问题引发了全球性意识与全球价值的确立，这一重要发展有力的超越了束缚公民社会全球化的国界障碍，促进了公民身份的全球化，人民标准逐渐超越国家标准。在此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尤其是经贸交流、社会往来和国家间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上升，摆在国家面前的议题越来越复杂而多样，议题与议题彼此交错，形成了一种“议题网”的格局。身陷议题网的国家如何判断和甄别在具体议题上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一个专业化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次，振奋民族精神，重整道统。在全球化时代，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我们是谁？”的疑问。在“用脚投票”的流动性社会，中国无法回避来自多元移民社群的冲击，各种超国家认同、次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都在慢慢影响着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等浪潮的推动下，经济成分、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从而出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多样化的社会阶层和多元化的理论思潮。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社会快速传播，各种传统文化形式不断涌现，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正如有些学者总结的那样，“‘中华民族’的符号已经由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等政治性符号演变成了‘黄帝’、‘炎黄’、‘黄河’、‘长江’、‘长城’、‘龙’等文化符号”，“儒家文化和传统再次被认同，奉为代表中华民族的符号，以象征民族的政治团结和文化统一”。民族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改革开放后最能够整合民族与社会的力量。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国家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复兴必须伴随其存在基础的巩固，必须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潮流加以正确引导，使之汇集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个人和集团能量快速提升，如果不能将其纳入国家认同的框架之中，就会成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国家分裂的破坏性力量。
因此，中国需要高举中华价值和中华民族文明的旗帜，挖掘优秀民族文化精神，推动历代先贤承继下来的中华道统的创造性转化，确立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中华价值系统，使之成为振奋国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因此，置身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认同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开放国门参与世界的历史性变革，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在市场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超越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政党、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隔阂，创新政治认同建设的机制，建立新的民族团结与各地方、社会群体以及具有公民身份的各民族成员对国家认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
最后，大力推进国家转型，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民族国家是一个国家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制度表达形式，也被称之为资源提取效率最高、功能最为强大的现代组织形式。然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族国家正在慢慢失去其制度优势，“全球化的国家”（globalizedstate）的理念不胫而走：对内逐渐从硬统治向软治理和善治转型，对外逐渐从领土型国家向认同型国家转型。这就呼吁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国际制度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以适应全球化时代。
从制度形态上来看，中国国家转型意味着必须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对政府行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企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建立能够发挥市场功能的政府体制和制度框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每几年就进行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不断发展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提供制度基础。从根本上来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是努力使得国家机构更加合理化，提高功能、效率和可信度。除了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以调整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之外，我国还推进了从财政放权、利改税到分税制的税收体制改革，实施了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和重组银行体系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和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向着现代经济国家的方向前进。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市场化战略的推进，加快制度创新，推动国家转型越来越成为关乎中国战略全局的要害。其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十分关键。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未必一定要完全遵循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多样化社会来说，在急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带有稳健色彩的政党发展道路或许是一项具有社会意义的战略。
中国进入战略选择期
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国际地位的突然上升，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期盼急剧增加，“G2论”、“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论”迅速涌现，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联合国系列峰会、G20峰会、中国国庆阅兵等一系列事件的国际舆论反应来看，中国崛起已经从原来的逐步适应阶段提前进入了“崛起冲刺”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崛起从原来不受关注的状态进入饱受关注的中心地带，开始面临既有大国的日益强大的压力。为此，必须尽快调整原来的对外战略，在冲刺阶段思考选择地位和身份改变后的战略布局，以适应其国际地位结构转换的新现实。
古今中外，不乏有提前进入战略选择期的先例。据美国学者查尔斯莰金德尔伯格研究，由于一战的影响，美国在几年内突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多角色，美国国会拒绝了。然而，随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迫使美国不得不彻底放弃孤立主义战略，确立国际主义的战略。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最初准备“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然而，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和“三大战役”的顺利发展，解放军在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一下子从防御转变为主动，这一转变来得突然，超出了预期，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根据“人民战争转折点提前到来”的现实迅速调整，及时提出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因此，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绝不是实力提高后骄傲狂妄心态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态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国际地位变化所引发问题和挑战的性质所决定的。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的中国外贸形势促使我国的发展战略转型，逐步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推动出口逐年增长的同时，也令中国日益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钢铁、水泥、建材、风能等许多领域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面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战略上如不尽快从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战略，在外交上就将面临国际范围内防不胜防的保护主义反制措施，甚至引发严重的外交争端和国际关系动荡，最终损及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金融危机下欧美国家的低迷和中国的风景独好，很容易刺激西方舆论界的神经，原本还有些模糊的中国崛起印象一下子清晰起来，“为什么中国与众不同？”这是寻常百姓马上就想到的问题。这一急剧的心理变化一经媒体鼓噪，立刻就成为一些企业、利益集团乃至政治领导人的口实，“拿中国说事”、“以中国转嫁矛盾和危机”自然就会成为这些力量赢得支持十分方便的策略。于是，针对中国产品的“双反措施”来了，名目繁多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来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责任”也来了，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接踵而至。所有这一切，其深层的战略意图都是让中国买单，成为一些国家转嫁金融危机的牺牲品。形势的发展日益表明，金融危机一下子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位次，凸显了可能多年以后中国才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究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角”？相应地，在战略全局上，中国从“战略机遇期”提前进入了“战略选择期”：中国究竟是加快全球化进程，迅速确立与其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战略？还是继续维持现状，在现有的战略框架内延续具体问题个案处理的传统思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面对中国国际地位急剧变化后出现的新问题，单纯靠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一对一”的策略已经不敷为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以及去年举行的中国国庆阅兵，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短时间内接连上了三个很大的台阶，中国现象引人注目，中国模式广为关注，中国未来令人羡慕。时至今日，即使中国继续保持低调姿态，也难以遮蔽中国外交的光芒了。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已经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的思想，比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营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7月第11届使节工作会议上，及时将提高我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置于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为外交工作提出了提高我国形象亲合力和道义感召力的新任务。然而，迄今为止，我国还缺少以提高国际政治影响力为核心的外交战略，从外交战略向以提高政治影响力为首要任务的战略转型非常急迫。然而，这些观点更多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指针，是关于未来蓝图的理想规划和战略目标，它们需要具有操作性的战略布局作为支撑，需要有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予以现实化，需要进行实战性的战略思维创新。换言之，中国战略转型辩论的重点不是“应该说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和“怎样才能实现目标”的问题，努力回答一个快速兴起国家的对外战略应该回答的基本战略和策略问题，也是大战略的核心问题。
中国战略转型和设计的重点
面对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面临的新挑战，中国战略转型和设计的重点是要抓紧制定中国的大战略，在战略设计、道统重建和制度创新上下功夫，积极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积极设计大战略，强基固本。面对新世纪的复杂挑战，从战略全局出发，战略的设计应该牢牢把握国家利益格局变化的方向，统筹好本国利益、他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努力增强外交服务多样化利益的能力。具体来说，设计大战略需要做好四项统筹。
一是统筹国际、国家和国内，提高外交统揽全局能力。近年来，现代外交中遭遇的诸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汇率、地区热点问题等，都已经上升到战略全局的高度，不仅事关国际大局，也关乎国内发展大局，每一个选择都会通过股市、汇市、房市等牵动着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节奏和进程，外交的敏感性、脆弱性、影响力都显著增强。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转化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大事，比如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产品质量问题等；同样，国际上发生的所有大事都会牵连中国。这就要求外交必须牢牢做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统揽外交全局的能力。
二是统筹地区、国别与领域，提高外交防范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国家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某一个领域和地区的功能性问题，而是涉及几乎所有领域和地区的结构性问题，国别性问题、地区性问题和各个功能性领域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在一个领域外交中不足挂齿的小事，放在某一个特定地区就可能变成事关全局的大事，此种变化增大了外交运筹的难度。比如奥运圣火传递本来是一桩纯粹的体育活动，但在传递过程中在某些地区就因为个别政治势力的阻挠而演变成事关中国外交全局的大事。全球发展要求现代外交必须要努力统筹国别、区域外交与领域外交，提高外交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的能力。
三是统筹单边、双边与多边，提高外交综合协调能力。参与全球化进程，使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也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分散性问题，而是彼此密切相关的系统性问题。原先属于双边外交解决的问题越来越需要通过多边渠道才能解决，在多边国际舞台上的问题也离不开密集的双边接触，气候变化问题、朝鲜核问题、伊拉克问题、金融峰会治理金融危机等，都是如此。这就要求外交必须注重统筹双边和多边，加强协调，提高中国外交综合协调的能力。
四是统筹国家利益、他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提高外交社会服务能力。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叶的集中爆发，把人类推向了致命危险的边缘，人们日益面临资源短缺、生态危机、核冬天灾难、生物多样性丧失、德性衰败等严峻的社会危机。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全球相互依赖和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全球性问题引发了全球性意识与全球价值的确立，这一重要发展有力的超越了束缚公民社会全球化的国界障碍，促进了公民身份的全球化，人民标准逐渐超越国家标准。在此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尤其是经贸交流、社会往来和国家间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上升，摆在国家面前的议题越来越复杂而多样，议题与议题彼此交错，形成了一种“议题网”的格局。身陷议题网的国家如何判断和甄别在具体议题上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一个专业化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次，振奋民族精神，重整道统。在全球化时代，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我们是谁？”的疑问。在“用脚投票”的流动性社会，中国无法回避来自多元移民社群的冲击，各种超国家认同、次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都在慢慢影响着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等浪潮的推动下，经济成分、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从而出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多样化的社会阶层和多元化的理论思潮。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社会快速传播，各种传统文化形式不断涌现，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正如有些学者总结的那样，“‘中华民族’的符号已经由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等政治性符号演变成了‘黄帝’、‘炎黄’、‘黄河’、‘长江’、‘长城’、‘龙’等文化符号”，“儒家文化和传统再次被认同，奉为代表中华民族的符号，以象征民族的政治团结和文化统一”。民族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改革开放后最能够整合民族与社会的力量。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国家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复兴必须伴随其存在基础的巩固，必须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潮流加以正确引导，使之汇集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个人和集团能量快速提升，如果不能将其纳入国家认同的框架之中，就会成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国家分裂的破坏性力量。
因此，中国需要高举中华价值和中华民族文明的旗帜，挖掘优秀民族文化精神，推动历代先贤承继下来的中华道统的创造性转化，确立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中华价值系统，使之成为振奋国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因此，置身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认同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开放国门参与世界的历史性变革，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在市场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超越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政党、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隔阂，创新政治认同建设的机制，建立新的民族团结与各地方、社会群体以及具有公民身份的各民族成员对国家认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
最后，大力推进国家转型，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民族国家是一个国家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制度表达形式，也被称之为资源提取效率最高、功能最为强大的现代组织形式。然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族国家正在慢慢失去其制度优势，“全球化的国家”（globalizedstate）的理念不胫而走：对内逐渐从硬统治向软治理和善治转型，对外逐渐从领土型国家向认同型国家转型。这就呼吁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国际制度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以适应全球化时代。
从制度形态上来看，中国国家转型意味着必须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对政府行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企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建立能够发挥市场功能的政府体制和制度框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每几年就进行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不断发展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提供制度基础。从根本上来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是努力使得国家机构更加合理化，提高功能、效率和可信度。除了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以调整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之外，我国还推进了从财政放权、利改税到分税制的税收体制改革，实施了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和重组银行体系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制改革和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向着现代经济国家的方向前进。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市场化战略的推进，加快制度创新，推动国家转型越来越成为关乎中国战略全局的要害。其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十分关键。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未必一定要完全遵循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多样化社会来说，在急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带有稳健色彩的政党发展道路或许是一项具有社会意义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