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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腐威力何在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0-09-03
毋庸讳言，当前腐败已经成为中央十分忧虑、民众深恶痛绝而又很难铲除的顽疾。2009年悄然发生的网络反腐因其取得的巨大成效而成为社会广泛关注、中央高度重视的反腐新利剑。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胡锦涛总书记在《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局面》一文中强调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信息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党的建设提出挑战，也带来机遇”，“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等等，目的就是要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建工作效率。”那么网络反腐除了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等技术优势外，其威力巨大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如果有，这种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关键有两点。
第一，网络颠覆了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使腐败无处可藏。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文件、报告等传递信息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传递路径的单向性。这种单向性体现为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信息源和信息接收者被分为两极，一极是“发射塔”，另一极是“接收器”；一方是“演员”，另一方是“观众”，在信息由“发射塔”和“演员”向“接收器”和“观众”的传递过程中，“接收器”和“观众”不能对信息施加任何影响，这种信息单向传递的不对称性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腐败的途径就是在政策信息从中央向民众传递的过程中，腐败分子将对民众有利的信息尽量过滤掉，而将对他们自身有利的信息不断放大；而规避监督遮掩腐败的途径就是在信息由民众向中央的往上传递、由民众向民众的往外传递过程中，腐败分子将对自身不利的信息尽量过滤掉，而将对民众不利的信息不断放大。这样，腐败分子就完成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积极寻机腐败和在政策检查评估中有效规避遮掩腐败的过程。
网络媒体传递信息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传递路径的交互性。在网络信息传递过程中，任何一个信息节点既是“接收器”又是“发 射 塔”，既 是“观众”又是“演员”。信息在网络节点间传递时，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将此信息向任何方向传递出去。在这种新的信息传递路径中，政策信息从上往下传递时可以从中央直接通达民众，消除了腐败分子肆意歪曲政策惠民本质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腐败分子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寻机腐败的可能性；在政策实施效果信息由民众向中央的往上传递、由民众向民众的往外传递过程中，消除了腐败分子肆意掩盖对其不利信息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腐败分子遮掩其腐败行为、规避监督的可能性，提高了监督的有效性。
第二，网络改变了权力运行上下脱节的异化困局使腐败无力可为。现代社会中，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个人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宰，因此人们通过委托代理模式将自身的部分权力转赋给国家政府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从而使每个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按照职权等级体系来执行民众所转赋的权力，这样就形成了权力的金字塔结构，在金字塔最上端的中央是民众所转赋的权力集中的结果，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它代表全体民众的意志，对个体和社会其他组织具有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在金字塔底端的是已经将部分权力转赋给政府的民众，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各级权力机构。在信息只能单向传递的传统时代，处于权力顶层的中央权力机关和底层的民众之间的交流必须依赖于处于中层的各级权力机构，因而处于中层的各级权力机构逐渐膨胀，不断将中央权力机关与底层民众隔开，使这种权力委托代理基础上的金字塔机构不断地异化为上下脱节的权力运行结构。权力结构的这种异化状态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权力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中，腐败分子可以阳奉阴违、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而架空上级、欺压民众，寻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在权力自下而上的监督过程中，腐败分子可以欺瞒上级、敷衍搪塞甚至压制下级，寻机规避监督、遮掩腐败。
网络信息传递的交互性，使处于权力顶层的中央权力机关和底层的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不再依赖于处于中层的各级权力机构，因而膨胀起来的中层权力结构逐渐被压缩，原来被中层权力结构分隔造成的上下脱节的权力运行结构逐渐转化为上下交融的权力运行结构，上下交融的权力运行结构符合权力委托代理的本性。在权力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中，高级权力机关可以直接深入基层，防止腐败分子欺上瞒下，使腐败分子丧失腐败的机会；在权力自下而上的监督过程中，民众可以将腐败分子的丑恶行径公之于众并使高级权力机关及时掌握，从而形成上下联动的监督格局，使腐败分子无力遮掩规避自身的腐败丑行。
网络导致的信息传递路径的这种颠覆性变化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力运行的本性回归，给腐败以客观的致命一击，使腐败分子无处可藏、无力可施，因此网络反腐愈来愈成为民众普遍关注、中央高度重视的反腐利剑。但是网络反腐的这种威力只是潜在的威力，这种威力的真正发挥需要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比如健全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加大现实查处力度和深度等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第一，网络颠覆了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使腐败无处可藏。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文件、报告等传递信息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传递路径的单向性。这种单向性体现为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信息源和信息接收者被分为两极，一极是“发射塔”，另一极是“接收器”；一方是“演员”，另一方是“观众”，在信息由“发射塔”和“演员”向“接收器”和“观众”的传递过程中，“接收器”和“观众”不能对信息施加任何影响，这种信息单向传递的不对称性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腐败的途径就是在政策信息从中央向民众传递的过程中，腐败分子将对民众有利的信息尽量过滤掉，而将对他们自身有利的信息不断放大；而规避监督遮掩腐败的途径就是在信息由民众向中央的往上传递、由民众向民众的往外传递过程中，腐败分子将对自身不利的信息尽量过滤掉，而将对民众不利的信息不断放大。这样，腐败分子就完成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积极寻机腐败和在政策检查评估中有效规避遮掩腐败的过程。
网络媒体传递信息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传递路径的交互性。在网络信息传递过程中，任何一个信息节点既是“接收器”又是“发 射 塔”，既 是“观众”又是“演员”。信息在网络节点间传递时，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将此信息向任何方向传递出去。在这种新的信息传递路径中，政策信息从上往下传递时可以从中央直接通达民众，消除了腐败分子肆意歪曲政策惠民本质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腐败分子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寻机腐败的可能性；在政策实施效果信息由民众向中央的往上传递、由民众向民众的往外传递过程中，消除了腐败分子肆意掩盖对其不利信息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腐败分子遮掩其腐败行为、规避监督的可能性，提高了监督的有效性。
第二，网络改变了权力运行上下脱节的异化困局使腐败无力可为。现代社会中，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个人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宰，因此人们通过委托代理模式将自身的部分权力转赋给国家政府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从而使每个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按照职权等级体系来执行民众所转赋的权力，这样就形成了权力的金字塔结构，在金字塔最上端的中央是民众所转赋的权力集中的结果，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它代表全体民众的意志，对个体和社会其他组织具有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在金字塔底端的是已经将部分权力转赋给政府的民众，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各级权力机构。在信息只能单向传递的传统时代，处于权力顶层的中央权力机关和底层的民众之间的交流必须依赖于处于中层的各级权力机构，因而处于中层的各级权力机构逐渐膨胀，不断将中央权力机关与底层民众隔开，使这种权力委托代理基础上的金字塔机构不断地异化为上下脱节的权力运行结构。权力结构的这种异化状态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权力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中，腐败分子可以阳奉阴违、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而架空上级、欺压民众，寻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在权力自下而上的监督过程中，腐败分子可以欺瞒上级、敷衍搪塞甚至压制下级，寻机规避监督、遮掩腐败。
网络信息传递的交互性，使处于权力顶层的中央权力机关和底层的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不再依赖于处于中层的各级权力机构，因而膨胀起来的中层权力结构逐渐被压缩，原来被中层权力结构分隔造成的上下脱节的权力运行结构逐渐转化为上下交融的权力运行结构，上下交融的权力运行结构符合权力委托代理的本性。在权力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中，高级权力机关可以直接深入基层，防止腐败分子欺上瞒下，使腐败分子丧失腐败的机会；在权力自下而上的监督过程中，民众可以将腐败分子的丑恶行径公之于众并使高级权力机关及时掌握，从而形成上下联动的监督格局，使腐败分子无力遮掩规避自身的腐败丑行。
网络导致的信息传递路径的这种颠覆性变化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力运行的本性回归，给腐败以客观的致命一击，使腐败分子无处可藏、无力可施，因此网络反腐愈来愈成为民众普遍关注、中央高度重视的反腐利剑。但是网络反腐的这种威力只是潜在的威力，这种威力的真正发挥需要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比如健全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加大现实查处力度和深度等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