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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包容性增长须去经济增长的GDP化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0-10-08
    最近,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提到“包容性增长”一词,引起了热议。有评论说,“包容性增长”将会列入中国即将到来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并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一个指导思想。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是亚行在2007年8月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来的。按照亚行的解释,所谓“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指的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它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从这一内容来看,它与我们近年来一直所倡导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等等,并无太大区别。
    亚行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主要是着眼于国家与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从前者来说,穷国与富国所享受的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是不一样的。从后者来说,不同人群对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的分享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亚行才会指出,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与此同时,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并把它们概括为“包容性增长”的几个特征。
    全球要实现亚行所说的“包容性增长”,在后危机的今天,尤其难。因为全球并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许多国家都是“以邻为壑”,只想独享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收益,而不想分享负担,甚至把危机转嫁给别人。这在此轮金融危机的救市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它的后果就是造成全球贫富的分配不均,穷国愈穷,富国愈富。从一国内部来说,由于存在一个行使强制力的政府,理论而言,可以解决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使全体民众共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但实际能否达到,则要看这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及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发育、发展及博弈情况等。
    中国之所以要关注“包容性增长”,原因在于,内部发展的高度不平衡,不同群体所分享的社会公共服务高度不均等,贫富差距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尽管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少有的增长奇迹,贫困人口比例因此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以基尼系数所表示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大,目前已经达到创记录的0.48,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果把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考虑进来,中国的发展其实就是世界的缩影,换言之,是一个“不包容性增长”的典型。
    发展和分享的不平衡性,其后果在中国已显露无遗。造成此种不平衡性的根源,源于中国长期实际奉行的“GDP主义”。把发展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简化成GDP。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极端点说,就是一切为了 GDP,一切服从 GDP,一切服务于GDP。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实行“GDP主义”情有可原,因为那时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那么,在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最近几年,中国的中心工作就应该转向怎么分好蛋糕。但显然,中国没有适时进行这个发展战略的转移。虽然从中央到地方,也在强调发展成果分享的公平性,要着力解决影响民生的各种问题,提高收入水平,而且也做了一些政策上的纠偏,加大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力度,等等,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不是很明显,社会的贫富差距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和危险。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问题积累的时间太长,小幅度的解决根本不起作用;再如,在解决问题的同时,由于方法不当和政策失误,又在制造新的问题,或加重恶化原来的问题。但我认为,根源还得从“GDP主义”中寻找,而不仅仅是分配改革不到位。
    GDP之所以成为一种大家服从的“主义”,是因为围绕GDP,形成了一整套政策体系,从而迫使人们不管愿意与否,都要把GDP的增长放在首位。而在这套政策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政绩考核以GDP为一票否决的指标。政绩考核好比高考,高考决定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围着它转,GDP就是中国官员的“高考指挥棒”,政府政绩好坏,官员能否升迁,全系于GDP,GDP增长快,不好也好;GDP增长慢,好也不好。想想看,这样去考核官员,官员当然只会关注GDP,凡是有助于增加GDP的办法,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凡是无助于增加GDP,则会消极以对。
    问题是,GDP自身有许多缺陷。比如,GDP不关心经济活动的效率。挖一条沟能增加 GDP,再填上它也能增加GDP,这一挖一填,产生双倍的GDP,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它是无效劳动,给社会增加不了任何财富,反而有可能在这一挖一填中,产生环境污染。GDP也不在乎发展差距问题。因为它追求的是总量,只要总量上去了,有没有差距并不重要。诸如此类的缺陷,使得GDP只能作为一个现实中最不坏的指标来使用,假如把它拔高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成为决定官员政治生命的“生死牌”,肯定是没有多少官员愿把心思花在怎样去解决民生的疾苦上,除非他不想升迁。
    所以,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调整官员政绩的考核方式,在经济发展中去GDP化。事实上,考核方式的变化也关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推进。因为,收入分配改革是花钱的事,政府如果财力雄厚,可能会在公共服务上多掏一点,给人们多提高一点工资;但大部分仍会投向生产性领域,因为从现实来看,最方便和有效的增加GDP的方式无非是上项目,搞投资。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提倡了那么多年,解决民生问题也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一些地方仍然我行我素,大搞招商引资的原因。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在民生和民权问题全面凸显的当下,必须把关注的重点转向财富的分配而不仅仅是GDP的创造。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会存在体制的惯性和既得利益的阻扰,但须强调,已到了转变的时刻。只有这样,“包容性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公平分享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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