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有位人大代表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此论一出，引发社会广泛争议。

　　●高校的“级别”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90年代，高校一直都没有行政级别。1993年7月，当时的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确定到2000年前后，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并要求将此事作为面向“21世纪”的大事来抓，故称“211工程”。1998年5月，教育部又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先后有三十几所高校被纳入“985工程”名单。实施“211”和“985”工程的初衷是，集中国家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在短时间内创建一批重点院校和高水平大学，缩小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行政化的倾向，把高校划分为副部级、厅级和副厅级来管理。

　　大学在世界上迄今已有九百余年的历史，始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从博洛尼亚大学诞生到现在的九百年，国外从未有一所大学，包括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被授予任何行政“级别”。从这一国际惯例看，在高校划分“级别”，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不仅毫无益处，反而助长“官本位”意识，促使更多高校“跑部”升级，产生诸多副作用。

　　在我国自己的大学发展史上也无先例。自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创建以来，高等教育在我国已诞生了115年。1949年以前，我国有三类大学：一是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二是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三是国外教会或基金会办的大学，如燕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但无论哪种大学都没有“级别”。蔡元培1912年曾任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解职后在1917年又做北京大学校长，但在当时无论蔡先生本人还是社会，都没有认为被“降级使用”或“遭贬”。纵观中外大学的发展史，“级别”从未有其合法性。

　　高校是否赢得社会尊重，也不能靠“级别”吃饭。高校是干什么的？按照词典解释，高校是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的统称，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授权颁发学位的教育机构。清华大学的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依靠“庚子赔款”办学，虽财大气粗但并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大学班了，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数并不多，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后，清华在十年间一跃而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完全在于严格的教育质量。那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尽管当时国内的一流大学都没有“级别”，但培养的学生却群星灿烂，其代表人物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都毕业于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建的国立西南联大。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其教育成绩之卓著，足令今天的“副部级”大学汗颜。

　　●要求保持高校的“级别”是站不住脚的

　　“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一说，不合于国家刚刚确定的教育改革方向。目前在大学校园，行政权力高居于学术权力之上，在各种资源配置中，如经费投入、研究课题、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等，统统由行政机关控制。高校学术泡沫和学术造假层出不穷，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质量下降。俄罗斯诺贝尔奖获得者金茨堡在批评俄学术界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资金使用不当时曾说：“如果一名科学家在俄罗斯提出一个天才想法，我们的官僚主义者会把它塞进棺材。”这一通病也在吞噬中国的大学精神。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温总理说，钱学森之问对我是很大刺痛。他在年初与科教文卫体的代表座谈时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笔者还注意到，该文件在征求意见稿中还是“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而在正式文件中已把“逐步”这个限制词取消，足见中央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决心和力度之大。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探究学问、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只有在民主、平等、自由的氛围里，才能充分发挥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社会上存在的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完全不适应于大学。以社会上仍划分行政级别，要求继续保持高校的“级别”，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革除高校“级别”弊端的出路何在

　　以“级别”来衡量一切之所以在当今大行其道，问题源自“官本位”的影响和以此相适应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方式。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官本位”与“级别”密不可分，“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主要形式，又决定拥有者的一切待遇。比如，政治地位、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一个社会如果“官本位”盛行，必然造成“级别”泛化。“级别”泛化，又会诱导人们以级别高低作为评价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而不是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级别高”的浮躁心态。眼下社会上“级别”乱象丛生，哪怕离行政权力很远的部门和行业，也纷纷往“级别”上靠，甚至出现了“处级方丈”、“局级住持”。如再不改革，正像邓小平所说，人们就会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

　　革除现行制度中的这些弊端，出路是在党的领导下还权于民。对于眼下体制的弊端，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一语中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在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解决“级别”泛滥的问题，必须打破在计划经济和集权体制上形成的思维定势，走一条减法之路，科学地下放权力，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在党的领导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