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一说，不合于国家刚刚确定的教育改革方向。目前在大学校园，行政权力高居于学术权力之上，在各种资源配置中，如经费投入、研究课题、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等，统统由行政机关控制。高校学术泡沫和学术造假层出不穷，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质量下降。俄罗斯诺贝尔奖获得者金茨堡在批评俄学术界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资金使用不当时曾说：“如果一名科学家在俄罗斯提出一个天才想法，我们的官僚主义者会把它塞进棺材。”这一通病也在吞噬中国的大学精神。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温总理说，钱学森之问对我是很大刺痛。他在年初与科教文卫体的代表座谈时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今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笔者还注意到，该文件在征求意见稿中还是“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而在正式文件中已把“逐步”这个限制词取消，足见中央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决心和力度之大。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探究学问、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只有在民主、平等、自由的氛围里，才能充分发挥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社会上存在的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完全不适应于大学。以社会上仍划分行政级别，要求继续保持高校的“级别”，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以“级别”来衡量一切之所以在当今大行其道，问题源自“官本位”的影响和以此相适应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方式。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官本位”与“级别”密不可分，“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主要形式，又决定拥有者的一切待遇。比如，政治地位、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一个社会如果“官本位”盛行，必然造成“级别”泛化。“级别”泛化，又会诱导人们以级别高低作为评价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而不是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级别高”的浮躁心态。眼下社会上“级别”乱象丛生，哪怕离行政权力很远的部门和行业，也纷纷往“级别”上靠，甚至出现了“处级方丈”、“局级住持”。如再不改革，正像邓小平所说，人们就会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

　　革除现行制度中的这些弊端，出路是在党的领导下还权于民。对于眼下体制的弊端，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一语中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在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解决“级别”泛滥的问题，必须打破在计划经济和集权体制上形成的思维定势，走一条减法之路，科学地下放权力，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在党的领导下，保证人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