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再度将炮火对准学校。日前，在2010全国职业院校宣传部长联席会上，王旭明建议宣传部长们“要有一点批判精神”。他发现，学校里都看到有光荣榜、荣誉室，“能不能也建立一个耻辱榜、耻辱室？”王旭明认为，光荣榜是引导人向上，耻辱榜是避免人往下滑，“耻辱榜的作用至少不低于光荣榜的作用。”（《中国青年报》11月30日）

　　其实，不止学校里只有光荣榜、荣誉室，国内很多企业、单位内部，一样只有光荣榜和荣誉室，记录下来的也都是“闪光的足迹”而非败走麦城的狼狈、无奈。即便偶尔提及耻辱、失败，也不过是一笔带过，或者含混其辞。因此，学校里有光荣榜无耻辱榜的原因不能只从学校里找，根源还在社会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社会的普遍偏好使得学校更愿意展示光荣而非耻辱。

　　一个人乃至一个组织，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不会只是顺风顺水，光鲜靓丽，永远在往上走。这是客观规律。但是，人和组织在如何看待这个规律的问题上，显然要复杂的多。其间自然会有选择性，比如，人们更愿意强调好的一面，不愿面对不好的一面；更愿意展示荣耀，而不是耻辱，等等。于是，经过记忆筛选留存下来并不断得到强化的，大概只剩下光荣、荣誉这些美好的东西，失败、耻辱那些不好的事情也就被自然屏蔽了。

　　这样的自然选择原本无关是非，也涉及不到道德评价。不过是人趋美避丑、揄扬光荣遮蔽耻辱偏好的自然流露，似乎不必过度阐释。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大家都习以为常了的事情未必就是合适的，特别是在学校这样天然肩负教育重任的地方，如何看待光荣和耻辱并不是一件小事情。

　　回到王旭明的话语上来。中国学校有光荣榜无耻辱榜还只是一种静态的展示，似乎并无直接危害，但是，令人忧虑的是，很多学校已经跳过这种静态展示，而屡屡表现出只说好、少说坏，甚至不说坏的行为。比如，前不久河北大学在表述校园撞人事件时的态度，就颇值得玩味。王旭明质疑，“这不是坏事吗？为什么往好了说？”这样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个体，或者小团体的偏好，而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侵害到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不能等闲视之。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看待光荣，如何看待耻辱，也不再仅仅是个人利益、团体选择，而是触及一个社会的价值底线。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各种思想、意识、理念、观念均十分活跃。在光荣与耻辱之间，也存在很广阔的中间地带。以往那种单纯的好坏、善恶、是非固然很难完全涵盖、解释这个世界，但是，一个缺乏“耻感意识”的学校注定是怯懦的、没有希望的学校。其对学生所能施加的影响，也并不会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