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作为一个过程，与现代化具有一致性。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与西方原生型的现代化有着一定差距。这既是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问题，也是教育转型的社会背景。正是这样“后发”型的现代化过程，决定了中国教育转型的特征。　　

　　赶超特质　　

　　作为一种“后发”的教育转型，中国教育转型既要面对自身存在的矛盾，又要适应世界教育转型的潮流。在教育时空上，完成从农业社会教育向工业社会教育的改造，启蒙人的主体精神和理性认识，但也要融入到信息化教育变革之中，积极应对信息化、知识化的挑战，与“先发”国家一起经历从工业社会教育向信息社会教育的过渡。中国教育转型必须走跨越发展之路，如果不能从世界教育转型的大趋势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的教育转型，局限于我国自己的问题，只能再次失去发展的机会，重新陷入落后、狭隘的行列。中国教育若不能与世界同步，中国教育培养的人就难以成为当代社会的创造者，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落后，重蹈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覆辙。因此，当代中国的教育转型必须定位于一种赶超性转型。从时空上来说，中国教育转型是以信息社会教育为先导，以发展工业社会的教育为主体，致力于对传统农业社会教育的改造；从形态上说，是以类主体教育为先导，以个人主体的培育为核心，致力于对依附性教育的改造；就性质而言，以发展教育的现代性为核心，同时又要以当代教育引导教育现代性的发展，避免或减少现代性教育的危机。　　

　　双重挑战　　

　　“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教育转型是历时态的单一转型，他们已经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教育的转变，正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教育发展；他们已经完成古代依附性教育向个人主体教育的转型，其个人主体性的过分膨胀所导致的问题，使他们在当代开始反思个人主体性，寻求后个体主义、主体间性的教育。但对于中国来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当代转型，要求我们发展工业社会需要的技术理性，市场经济需要的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体，这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在培育工业文明所需要的个人主体时，又和西方发达国家一起吞噬着占有性个人主体性和工具理性所酿就的人类文明的灾难和苦果，使我们不得不作消解占有性个人主体性和纯粹技术理性弊端的努力。“先发”国家的教育转型，面临的矛盾是一重的，但中国教育的“双重转型”面临的矛盾是双重的，既要发展个人的主体性，又要消解个人主体性的弊端。双重转型的社会中，农业社会传统保守的文化价值观念、工业社会的理性文明精神、后现代的信息社会“去中心”、“反理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当代教育中共同体现出来，使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与裂变，出现了新旧交织，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混杂的格局，甚至出现价值观念的混乱。

　　外推转型　　

　　“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不同于“先发”国家，先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形态出现危机之后的自然转型。但对中国教育双重转型来说，并非是教育形态完全处于危机之时的教育变革，而是农业社会教育转向工业社会的教育。在工业社会教育并没有得到充分发育之时，针对工业社会教育暴露出的问题，以信息社会的教育及时纠正和引导。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教育的转型，是自然的结果；但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教育的转型，是外力推动的，是为了避免工业社会教育的弊端，追赶发达国家教育而自觉推动的转型。中国教育转型的外推性还表现在教育转型的推动力不是来自于教育内部的需要，而是来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行教育改革的，不是教育家，更不是来自教育一线的教师和学生，而是政府。他们将教育作为发展政治、经济的需要，社会变革的工具。

　　“自上而下”的改革　　

　　由于中国教育转型是一种外力性转型，依靠政治力量推动，国家和政府作为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在推动变革中起支配作用，所以，这种转型是“自上而下”自觉强制的定向转型。这种转型通常借助于社会改革而发起，但不一定能够真正促进教育转型。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改革不少，但教育依然没有脱离“社会工具”的归巢，仍与教育自身转型具有一定距离。因此，只有深入教育内部、触及人的发展、符合教育自身的逻辑、符合学生发展的需要、由教育者自身发动的改革，才能够真正促进教育的转型。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