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中心，中国与世界有了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现在每年有1200万人出国（出境为4600万人），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有2400万人，民众间的国际交往的接触面远远超过政府交往。中国人向“世界公民”的身份转变给了我们展开公共外交的广泛可能性。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强大，中国发生的事情随时会成为世界的舆论主题，中国有必要以公共外交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由于中国的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许多国家都有与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积极性，由此种种重要的原因，促使中国国民要肩负起和国际社会沟通的责任。

　　首先，公共外交，它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表达本国国情，说明国家的政策，表现本国文化，介绍外国公众对本国有兴趣之处以及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公共外交的实质是公众参与的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简言之，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今天，开拓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必然的选择。

　　第二，公共外交是促进西方摒弃冷战思维要做的功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的原因，冷战思维依旧弥漫在西方国家中。对于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西方一些势力都有反对的倾向。这种偏执会产生遏制中国的政策和行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有严重的歪曲，乃至攻击。致使许多外国普通人士也对中国有所误解。如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缺乏民主；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被认为是为了取得军事霸权；中国经济的发展被指责会增加外国的失业率，甚至光明磊落的中国对非洲的政策被诬为新殖民主义。

　　第三，中国要继续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国际舆论。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决定于本国国情，也受制于国际环境。其中就包括舆论环境。要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媒体公正客观地报道中国，更不能寄希望于他们主动填补早已存在的舆论鸿沟，而首先在于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沟通能力。中国的公共外交正是增强这种能力的重要方式，毫无疑问，同时也支持了政府外交。

　　第四，对中国的不解、误解和偏见，不利于我国，也不利于他们自己，因为偏见会使他们的对华政策随之产生严重偏差。可以说，正确认识中国，事关他们的重大利益,也事关世界的和谐。中国对外交流中力推“和谐”、“和善”、“祥和”，“和”是中国的文化符号。推广这样一个理念，公共外交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功。

　　因此，无论从中国发展的内因、外部环境，还是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讲，中国加强公共外交已经是不言而喻的选择了。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开展这种公共外交？

　　我们要树立公共外交的高度责任感，除了政府和政府官员当然承担着公共外交的责任之外，特别强调了凡有机会和有能力的民间人士应该有参与公共外交的自觉——它既是一种自觉性，也是一种广泛的爱国情怀的表现。

　　对于公共外交基础的广大民众来讲，良好的文明习惯是做好公众外交的基石，文明习惯不仅是公共外交的需要，而更是民族进步的自我需要，是与时代并进的民族文明的提炼。这种文明的升华不能只依靠政府的提倡，主要还要靠民族的自觉。

　　对于个人，要练好“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我们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听，还要会交流。而这些基础在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只有在这种具有中外文化比较性的自觉学习中，我们才会敏锐地感受到各国文化的差异，从而尊重差异，跨越差异。

　　对于政府而言，要开展公共外交的教育。国家有关部门要对涉外机会多的领域的工作人员和大城市的社区干部，广泛开展公共外交知识教育，建立公共外交意识，掌握公共外交的基本方法，使公共外交逐渐成为一种全民意识。具备条件的大学，应该开设公共外交的课程。同时，政府部门应该予以财政支持。

　　公共外交是一种广泛的、长期的、基础性的国际工作，它表达的方式是文化性的，这种软力量的表达往往比较柔和、直截了当和容易被理解。随着公共外交的广泛实践，相信世界能有日益增多的人们，正确地了解中国和领略到“和而不同”中华文化精神。

赵启正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