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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少文：克服不良文风重在制度建设
来源：学习时报
发布时间：2010-06-22
9年之前，同样是在《学习时报》上，我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了一篇题为《“会议病”不可不治》的短文（2001年4月9日第1版），记得当时报纸精心组织了改进工作作风系列评论，意图造成一定的影响力。此举，是报纸对人们难以承受、容忍的“会议病”、“文风病”之重的应急反应。但结果，雨过地皮也没湿，会风、文风依旧，病态且有滋长蔓延之势。
其实，更在上述系列评论发表的9年之前，针对不良文风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有振聋发聩的警示，至今掷地有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特别强调：“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然而，不尽如人意的是，邓小平提出抓一下这个问题的建议已近 20年之久了，文风不良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治理，可见此病患之深重之顽劣。
关键性的原因，主要不是我们治理的决心不大、教育不力，而是相应的制度建设滞后，没有能够有效地消除产生不良文风的根源。当年，邓小平在宏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时，分析指出了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的总病根，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因此，他提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可见，制度问题是关键所在，确实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不良文风是官僚主义现象的一个突出表现。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克服不良文风，应当在综合治理的布局中，着重抓住抓好相应的制度建设，封闭形成和滋长不良文风的命穴，为生动活泼、朴实管用的文风创造良好的生成环境。如此，除旧布新，造就马克思主义的、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优良文风的愿景可期。这样的路径选择，合乎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文风，就是语言表现形式的风格，而语言本身则又是思想意识的载体，思想意识的内容决定了语言形式的风格。那么思想意识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唯物史观说得明明白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表现为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各个层面，它的最终载体是运行和治理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人们是在制度之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包括语言表达，无不受到一定的制度、体制、机制的驱动和约束。“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嘴巴。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决定意识，集中体现为制度环境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及其语言风格。克服不良文风的治本之策是着力于制度建设。
文风视野下的制度建设，似应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逐步建立一系列具有技术性、操作性的规范、制度，以利于良好文风的养成。于此，李景田同志提出“改进文风，要有点过硬的办法”，是谓率先破题。硬中之硬是制度。李景田同志关于建立制度的若干设想，属于可操作性的技术规范，由此打开了在端正文风的过程中须要留心制度细节的思路。对于会议和文本，确应有可操作的硬性规定以及成本控制，从制度设计上挤压“长、空、假”的空间，下功夫把制度做细、做实，认真贯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务求实效。
另一个是，进行战略性、长效性的制度建设，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生动活泼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和保障。邓小平曾经说过，“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不改变“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的状况，思想不可能解放，“空话”、“假话”怎么能杜绝？民主法治是制度之本，能给人们的思想解放、才智迸发及至文采飞扬提供强大动力和可靠保障，使得“长、空、假”的不良文风确无存身之所。在民主法治的沃土之上，上述所要建立的遏制不良文风的技术性、操作性的规范、制度也才能扎根深处，汲取养料，从而茁壮成长，开枝散叶，真正起到净化文风的应有作用。
其实，更在上述系列评论发表的9年之前，针对不良文风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有振聋发聩的警示，至今掷地有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特别强调：“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然而，不尽如人意的是，邓小平提出抓一下这个问题的建议已近 20年之久了，文风不良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治理，可见此病患之深重之顽劣。
关键性的原因，主要不是我们治理的决心不大、教育不力，而是相应的制度建设滞后，没有能够有效地消除产生不良文风的根源。当年，邓小平在宏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时，分析指出了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的总病根，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因此，他提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可见，制度问题是关键所在，确实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不良文风是官僚主义现象的一个突出表现。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克服不良文风，应当在综合治理的布局中，着重抓住抓好相应的制度建设，封闭形成和滋长不良文风的命穴，为生动活泼、朴实管用的文风创造良好的生成环境。如此，除旧布新，造就马克思主义的、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优良文风的愿景可期。这样的路径选择，合乎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文风，就是语言表现形式的风格，而语言本身则又是思想意识的载体，思想意识的内容决定了语言形式的风格。那么思想意识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唯物史观说得明明白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表现为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各个层面，它的最终载体是运行和治理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人们是在制度之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包括语言表达，无不受到一定的制度、体制、机制的驱动和约束。“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嘴巴。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决定意识，集中体现为制度环境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及其语言风格。克服不良文风的治本之策是着力于制度建设。
文风视野下的制度建设，似应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逐步建立一系列具有技术性、操作性的规范、制度，以利于良好文风的养成。于此，李景田同志提出“改进文风，要有点过硬的办法”，是谓率先破题。硬中之硬是制度。李景田同志关于建立制度的若干设想，属于可操作性的技术规范，由此打开了在端正文风的过程中须要留心制度细节的思路。对于会议和文本，确应有可操作的硬性规定以及成本控制，从制度设计上挤压“长、空、假”的空间，下功夫把制度做细、做实，认真贯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务求实效。
另一个是，进行战略性、长效性的制度建设，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生动活泼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和保障。邓小平曾经说过，“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不改变“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的状况，思想不可能解放，“空话”、“假话”怎么能杜绝？民主法治是制度之本，能给人们的思想解放、才智迸发及至文采飞扬提供强大动力和可靠保障，使得“长、空、假”的不良文风确无存身之所。在民主法治的沃土之上，上述所要建立的遏制不良文风的技术性、操作性的规范、制度也才能扎根深处，汲取养料，从而茁壮成长，开枝散叶，真正起到净化文风的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