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有多重要，有的说，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力靠经济，经济靠竞争，竞争靠人才，人才最终要靠教育；有的说，教育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百姓的希望。无疑都是正确的，正因如此，国家才将教育置于至高无上的“战略地位”。然而，教育是否真正置于“战略地位”，并不表现为会议的强调和文件的宣示，而体现在财政性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重——据说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通例。

　　据统计，财政性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1993年在制定90年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时，我们终于认可与借鉴了这一标准，于是，有关方面明确要求，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GDP的4%，虽然这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进入世纪之交的2000年，人们盼到了什么？只有2.58%。16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至今仍然没有达到。2007年，这个比例占3.32%，据说这还是历年最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将我国教育的“战略地位”解读为“略占地位”。

　　在以GDP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干部管理机制中，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赶上升迁的“头班车”，在“只争朝夕”的五年任期内（甚至更短），往往把营造短期政绩，突出快餐政绩，作为其提拔晋升的“通天云梯”。在这种情况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即期效应产生不了，有形政绩形成不了，当然不会作为其决策选项，但这并不妨碍其大会小会反复强调教育的“战略地位”，而真正列入其发展规划的只能是那些周期短、见效快的形象项目，什么标志城、景观路、大广场等等。众所周知，在我国，公共投入的监督部门、监督机制往往形同虚设，因此，这微薄的教育投入并没有不被侵吞和挪用的切实保障。正因如此，只要决策者兴之所至，什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统统弃置脑后，甚至不惜挪用本已可怜的教育经费，为官员自己营造“白宫式”、“皇宫式”，高标准、超规模的“政务中心”。安徽阜阳颖泉区白宫式办公楼附近那幢破烂不堪的小学，就是为建设“白宫”作出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地位”的强调从未停滞，“略占地位”的现实向来如此，甚至在阜阳颖泉区，教育能够“略占地位”，都已经成为过于奢侈的要求。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是中国的官员们，中国的大人们反复强调的口号，这一口号如此饱蘸深情，如此使命神圣，几乎没有哪些宣示像这句口号那样，对“战略地位”作出如此感性、如此明确的诠释。然而，现实又如何呢？在我国，许多年来，出现了一种把未来作为现在来讴歌，把理想作为现实来宣传，把口号作为现状来炒作的怪象，正是鉴于这种怪象，假如我们将上述口号当作现实来考察，难免产生失望与苦涩。如以多年强调的“战略地位”来衡量，在教育投入与行政开支的比较中，在学校师生与政府官员的对比中，人们常常见到拖欠教师工资，何曾见过拖欠官员工资？人们常常看到破烂不堪的危旧校舍，何曾见过破烂不堪的政府大楼？人们常常看到侵吞挪用教育经费，何曾见过侵吞挪用“政绩”经费？现实告诉人们，在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之下，“战略地位”只能是与权力的掌握者和执行者有关、有利的任务，比如前述的政绩工程，比如不断崛起的超豪华“政务中心”，比如虽然屡遭诟病仍然年年攀升的“三公”消费。这些虽然从来不曾冠以“战略地位”的名头，而实际上是从来不会“略占地位”的；反而，它们较之名为“战略地位”的教育事业，往往要刚性的多、“战略”的多。

　　经济的发展不是一切，更不能一俊遮百丑。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其结果是“两极分化”；财富向政府手里集中，其结果是“国富民穷”。就后者而言，这不仅背离了人民政府的本质，也不符合现代政府的常态。不特如此，即以构建和谐社会来衡量，这也为社会预伏了极大的危险性。对于发展以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同志生前曾经表示过极大担心。人们都知道，要保持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只能寄望于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然而，要改变这种“略占地位”而为“战略地位”的局面，要解决日益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人们只能寄望于责任政府的建设、寄望于公共财政的建立，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却是不可能自发完成的。